第四章（第13/16页）

当卡萝尔有违常规，走过来同男人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只听斯托博迪先生大声地跟道森先生说：“喂，卢克，你说，比金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迁到温尼巴戈镇的？是不是1879年？”

“不对！”道森先生很生气地说：“不，他是在1867年——不，我想是1868年——离开佛蒙特的。当时他还在离阿诺卡上游很远的鲁姆河边要求得到一块份地呢。”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斯托博迪先生大声吼道：“他最初住在蓝地县，他和他父亲都住在那里！”

“他们在争论什么呢？”卡萝尔低声在肯尼科特耳边问道。

他回答说：“为了比金斯这个老家伙是有一条英国塞特种长毛猎狗，还是有一条卢埃林种猎狗，他们整个晚上都在争论不休！”

戴夫·戴尔忽然插进来报告一个新消息：“你们知道克拉拉·比金斯两天前来过镇上吗？她买了一只热水袋——还是价钱很贵的热水袋——花了两块三毛钱买的！”

“是啊！是啊！”斯托博迪先生咆哮着说：“那还用说吗。她简直跟她爷爷一模一样，从来也不肯攒积一个子儿的。两块二——还是两块三？——两块三毛买一只热水袋！用法兰绒裙子包上一块热砖头，还不是照样顶用吗？”

“埃拉的扁桃腺怎么样，斯托博迪先生？”切斯特·达沙韦打着呵欠问道。

正当斯托博迪先生对埃拉的扁桃腺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详加分析的时候，卡萝尔在暗自思忖：难道说他们对埃拉的扁桃腺，甚至埃拉的食道真的那么关注吗？真不知道我能不能叫他们谈点别的，而不去谈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琐事？让我冒着挨骂的风险，试试看吧。

“这里没有很多的劳工纠纷，是吗？斯托博迪先生？”她很天真地问。

“是呀，没有，太太，谢谢上帝。要是撇开各家雇用的女仆和农场短工不谈，劳工纠纷吗，我们这里倒是没有的。我们跟那些干农活的外国佬打交道，麻烦可多着呢，你一不注意的话，那些瑞典人就会一下子变成社会党、平民党，或者鬼知道的什么狐群狗党，净跟你捣蛋。当然喽，如果他们得到了你的贷款，也许还会像个人，讲一点儿道理。那时候，我就把他们叫到银行里来，好说歹说对他们开导一番。至于说他们想变成民主党，依我看无所谓，可是我决不允许此地有社会党。谢谢上帝，像大城市里的那种劳工纠纷，我们这里总算没有。甚至在杰克逊·埃尔德的锯木厂里，也是太平无事，是不是，杰克？”

“是的，一点儿都不错。我的那个厂里用不着那么多技术工人，首先闹事的都是那些脾气乖僻、净争工资、手艺不高的半瓶醋工匠——他们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工会文件，等等。”

“你赞成工会吗？”卡萝尔向埃尔德先生这样问道。

“我吗？我可不赞成。问题是这样的：我并不反对同工人们打交道，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什么冤屈的话——虽然天晓得如今的工人还会有什么冤屈——他们有那么好的工作，简直一点儿都不晓得知足呢。可是，他们要是老老实实地来找我，以理相见，那么，我是愿意同他们商量问题的。但是不管怎样，我就是不愿见到那些外面来的人，那些四处奔走的代表呀，或者标榜着任何其他好听名词的人插进来——他们都是一些骗子、寄生虫，靠无知识的工人过活！我决不能容忍那样的人硬是把鼻子挤进来，还要来指点我怎样做生意！”

埃尔德先生越说越起劲，显得慷慨激昂，富于爱国热忱。“我一向赞成自由和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工厂，不管是谁，他都可以拔脚开路吗。反过来说，我要是不喜欢他，同样也得请他走路。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说穿了，工人的问题原是极其简单的。我就是完全弄不懂为什么要把问题都搞得那么错综复杂，弄那么一套阴谋诡计呀，政府报告呀，工资表呀，以及天知道他们怎么把劳工地位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些办法。其实，他们对我所付的工资，如果满意就干，不满意干脆就走。反正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