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第16/18页）

我担任稽查官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用“教区牧师”的口吻说——是泰勒将军当选总统。为了全面地评估我的公务员生活，在这个满怀敌意的政权即将上台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个在职人员的处境是必要的。当时他的境况特别令人生厌，并且可能是一个可怜的世间凡人所处的最令人不愉快的境况。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虽然在他眼前出现的最坏的事很可能就是最好的事。然而，对于一个有自尊心、敏感的人而言，知道自己的利益处于既不喜欢他，也不理解他的人的支配之下，同时鉴于一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他宁愿被他们伤害，也不愿意接受其恩惠。这倒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对于一个在整场斗争中一直镇定自若的人来说，看到对方在胜利的时刻引发出来的凶残，并意识到自己就是这种凶残的目标之一，这怎么会不是一个奇怪的经历！人性中很少有比这种倾向更卑劣的特性了——如今我在与他们的邻人一样卑劣的人们身上目睹了这种倾向——他们因为掌握了能陷害人的大权便渐渐变得残忍起来。倘若将断头台运用到公务员身上是一个真正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最贴切的比喻，那么，我深信，获胜政党的积极分子足以被煽动起来，将我们的脑袋一个个地搬掉，并感谢苍天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无论失败或胜利，我一直是个冷静而又好奇的旁观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带有恶意的、残暴、狠毒的报复心态。我自己的政党过去也多次赢得胜利，就像如今的辉格党赢得了胜利这样。一般来说，民主党党员担任职务，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职位，也是因为多年的实践使这成了政治斗争的规律。除非制定不同的制度，否则，抱怨这种政治斗争就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但是，长期的胜利已经使民主党变得慷慨起来。只要他们认为有理由，他们就知道如何宽恕；当他们攻击的时候，没错，斧头也许是锋利的，可是其斧刃却很少被心怀恶意地涂上毒药；他们也没有对刚被他们砍下的脑袋再踢上一脚的卑鄙的习惯。

总而言之，尽管我的境遇令我不快，但是，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庆幸自己处于失败的一方，而不是胜利的一方。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是个最热心的党员，如今在这危急的、处于逆境的紧要关头，我反而开始对自己偏向哪个政党特别敏感。根据对各种机会所做的一番合理的考虑，我看到自己留任的前景比我的民主党弟兄们要好，这实在使我感到有点后悔和羞愧。然而，对于未来，谁不是鼠目寸光的呢？第一个掉脑袋的竟是我自己！

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掉脑袋的时刻，不可能恰是他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像我们遭遇的大部分不幸一样，如果受害者善于处理已经降落到他头上的横祸，而不是自暴自弃，那么，即使对于这么严重的突发性事件，也会有补救的办法和慰藉。至于我个人的情况，关于慰藉的话题近在咫尺，事实上，在需要利用它们之前，我已经思考相当长的时间了。鉴于我先前对海关公职的厌倦及想辞职的朦胧念头，我的命运倒有点像一个本来抱有自杀念头的人，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被谋杀的“好运气”。在海关，跟先前在古屋一样，我待了三年。这一任期长得足以使我的疲乏的脑子得到休息，也足以使我戒掉一切旧的思维习惯，为新的思维习惯腾出地方。这三年时间够长的了，甚至太长了，以至于我不能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干着既对人类毫无好处又毫无乐趣的事，并且阻止自己辛勤劳作——这种劳作本来至少可以平息我内心的不安。再者，有关被无礼革职的事，我的这位前任稽查官对于被辉格党党员公认为敌人并没有完全感到不高兴。我在政治问题上的不活跃状态，有时甚至令我的民主党弟兄们怀疑我是不是朋友。我有在人们经常相遇的广阔、宁静的田野上随心所欲地漫步的癖好，而不愿意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可能会与兄弟分道扬镳的狭窄的小道上。如今，在我赢得了殉难的花冠（尽管再也没有一颗脑袋可以戴它）之后，朋友的疑问该看成已经被解决了。最后，虽然称不上什么英勇行为，但是，当这么多更高尚的人都倒下时，我也随着自己一直心甘情愿与之站在一起的政党的垮台而垮台，这样似乎比继续成为一个孤独、凄凉的幸存者更显得正派些。而且，这也比靠敌对政党的慈悲继续再待四年之后，最终被迫重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格外蒙羞地请求一个友好的政府的宽恕，显得更堂堂正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