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第12/18页）

人的名字——总之，它们不是官方文件，而是带私人性质的文件，或者，至少是以他私人的身份写的，而且显然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我只能以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尤先生死得突然，而且这些文件很可能被放在他的办公桌里，他的继承人从不晓得这些文件或者把它们当作税务业务文件，来证明为什么这些文件会混杂在海关的废物堆中。当档案被转往哈利法克斯时，这个包裹因与公事无关，便被留了下来，从那以后一直未被人打开过。

这位德高望重的稽查官——我想，由于那时很少受到属于其职责范围的业务打扰——似乎把他的一部分空闲时间花在对地方文物的研究和其他类似的调查上了。这些调查研究为他的脑子提供了可做少量思维活动的素材，否则，他的脑子早已生锈了。不久以后，他收集的部分事实材料，在我构思标题为《大街》的文章（这篇文章包括在本书中）时帮了我很大的忙。其余的一些材料今后也许可以用于同样有价值的事情，或者，倘若我对家乡的崇敬之情能促使我去完成一项十分虔诚的任务的话，那么就这些材料而言，它们被整理成系统的塞勒姆历史资料，也不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些材料完全服从任何人的支配，只要这位先生愿意并有能力从我手中接过这项任务，从而使我摆脱这一无利可图的劳动。作为最后的处理办法，我打算将这些材料交给埃塞克斯历史协会。

然而，在这个神秘的包裹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块很旧的褪了色的细红布。红布上面有金线刺绣的痕迹，但是刺绣的花纹已严重磨损，因此昔日的光泽已不存在或几乎荡然无存。显而易见，它是以奇妙的绣工精心绣成的，其针法（我敢担保它出自精通这种工艺的女人之手）有着一种失传已久的技艺的痕迹，即使采用针拨丝线的方法，也无法恢复这种技艺了。对于这块破红布——时间、磨损和亵渎神圣的蛀虫已使它变成一块破布——经过仔细观察，它似乎呈现出一个字母的形状，这就是大写字母A。经过精确的测量，字母每条边的长度正好是三又四分之一英寸[27]。毫无疑问，它是被用来做衣服的装饰品的。但是该如何佩带这个字母，它过去代表什么等级、什么名誉和什么身份等，是我不能解开的一个谜（在这些方面，社会的时尚是如此的瞬息万变）。然而奇怪得很，它特别能引起我的兴趣。我的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个陈旧的红字，视线就是不愿意移开。无疑，其中肯定存在着某种值得解释的深刻含义。可以说，这个含义从这个不可思议的符号中涌现出来，微妙地传递给我的感应器官，却避开了我的脑子的分析。

正当我困惑不解，并且，除了做其他种种假设外，还苦苦地思索着这个红字是不是过去白人常常挖空心思，以便引起印第安人注意的装饰物之一时，我无意中将红字放到我的胸前——读者也许会发笑，但千万不要怀疑我说的话——我想，当时我有一种不完全是肉体上的，但又几乎是肉体上的火辣辣的感觉，仿佛这个红字不是用红布做的，而是用一块灼热的铁做的似的。我一时感到毛骨悚然，本能地任它落到地上。

在我全神贯注地思考这个红字的时候，我竟忘了检查一小卷被红布缠绕着的颜色已经变得灰暗的文件。于是我打开它，满意地发现了年迈的稽查官记载的对整件事情的相当完整的说明——他用好几张大幅面的书写纸，记载了一位名叫赫丝特·普林的女人的许多生活和谈话的详细情况。在我们祖先的眼里，赫丝特·普林似乎是一位相当显赫的人物。她在马萨诸塞州开创初期至17世纪末这一期间最负盛名，在稽查官皮尤先生那个时期尚在世的老人们还记得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她已是位年迈的、但并不显得老态龙钟的女人，而且仪态高贵、庄严。皮尤先生的叙述就是根据这些老人的口头证词组织而成的。几乎无法记起是从何年何月开始，她便习惯在乡下四处当义务保姆，或做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善事；对各类问题，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她给人提出忠告。通过这种方法，正如一个有如此癖好的人经常遇到的，她赢得了许多人只给天使的那种尊敬。不过，我猜想她也被一些人看成是爱管闲事的人和令人讨厌的人。再进一步仔细查看这些手稿，我发现了关于这个奇特的女人的其他行为和她所遭受的苦难的记载。关于这些记载的大部分内容，读者请看名为《红字》的小说，而且必须牢记，这部小说的主要事实是经过稽查官皮尤先生的文件证实的。原始文件及这个红字本身——这些最奇妙的文物——还在我手里，并将随时向对此叙述发生浓厚兴趣而想看一看这些东西的人展示。人们千万别误解，以为我在精心组织故事情节、构思想象故事中的各种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思考方式的时候，常常使自己局限于老稽查官的那六大页书写纸所记载的内容。恰恰相反，在这方面，我允许自己完全自由发挥，仿佛这些事都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似的。我力求内容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