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4/5页）

戈尔丁关于人性“恶”的观点是抽象的，但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具体的，它滥觞于作家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残酷的战争粉碎了青年诗人的一些浪漫主义想法，导致了作家创作中严峻的一面。一九五七年，法国作家加缪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过：“这是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出生的人们，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正当希特勒政权建立，与其同时革命有了最初一些进展，然后他们完成教育是面对着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的、受拷打的、被囚禁的欧洲。就是这些人，今天不得不要教育人并且处在原子毁灭威胁下的世界上进行工作。我认为，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是温情主义的……”荼毒生灵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确实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大开眼界，西方文明和道德走进了死胡同，比较严肃的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出路，于是只好在作品中逃向大海或孤岛，在与世隔绝的境地里，人物难以逃脱困境，从而表现出一种充满禁闭感的冷酷心理（如海明威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老人与海》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强烈的感受，戈尔丁对巴兰坦（R.M.Ballantyne）的《珊瑚岛》很不以为然。《珊瑚岛》发表于一八五七年，是英国文学中尽人皆知的儿童小说，描写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个少年因船只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岛上，他们如何团结友爱、抗强扶弱、智胜海盗、帮助土人。显而易见，此书属于传统的荒岛文学。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的荒岛文学，一向以描写文明战胜野蛮为其宗旨，鲁滨逊使土人星期五归化可为例证。在这样的作品中，文明、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总会战胜野蛮、本能和图腾崇拜。戈尔丁在《蝇王》中反其道而行之，他揭露了真正野蛮的就是自诩为基督文明传布者的白人本身，这无疑是深刻的，也正是这一点，使《蝇王》别具一格，并使人耳目一新。戈尔丁的作品常常由别人的作品派生而来，如《蝇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就脱胎于《珊瑚岛》的，但他的作品又具有针对性地带上了自己的特色。

戈尔丁认为当代文学对其影响很小，他说：“要是我真有什么文学源头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但要是我真有的话，我将列出诸如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也许还有希罗多德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蝇王》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确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资佐证。首先，从主题思想看，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腊神话里代表着一种本能的力量，《酒神》一剧即描写了这种自然的原始力量的胜利，《蝇王》描写的人性“恶”，同酒神代表的非理性力量一脉相传。其次，从作品的重心看，《酒神》一剧描写忒拜王彭透斯不信酒神，一次他化装成女人去偷看酒神女信徒的祭祀，而女信徒们（彭透斯之母也在内）在极度的狂热中把他当“野兽”撕得粉碎，这是酒神对彭透斯的惩罚，西蒙之死与此相仿。再次，从结构上看，《酒神》一剧是以酒神突然出现为结尾的，采用了所谓“机械降神”的手法。在《蝇王》快结束时，拉尔夫被杰克等追得走投无路，突然意外地出现了来营救的军舰和军官，也有点像“机械降神”。对此的解释是，戈尔丁认为成人们的战争只是更大规模的孩子们的猎捕，军官可以把孩子们重新带到“文明”世界里去，但又由谁来拯救军舰和军官呢？

《蝇王》之所以能在客观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当《蝇王》出版之际，正是东西方冷战激烈的时代，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球，不少人不但想到核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直接危害，而且想到万一核战争爆发后幸存者将会怎么样，《蝇王》大胆地预言了历史上可能发生的这可怕的一页，因而迎合了人们对核战争的后果感到忧虑和进行思考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大学里的文学教学受“新批评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以精读课文为基础。《蝇王》所具有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象征性，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见仁见智”的各种可能。相信弗洛伊德的从中得出孩子们的行为是对文明社会和父母权威的反抗；道德主义者认为由此可以知道，一旦脱离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恶”会膨胀到何等程度；政治家说《蝇王》说明了民主的破产和专制的胜利；基督教徒归之于原罪和世纪末；还有的人索性把戈尔丁看作存在主义者。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这股文学潮流中诞生的《蝇王》，它能够很快地引起共鸣、受到评论界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