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第5/10页）

楚卿一下子就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微微地一笑，铁甲就从她的脸上落了下来。她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地伸出手去，拍拍杭汉的面颊，说：“我啊，我喜欢你们两个人。”

杭汉也笑了起来，这是他自那天夜里行动以来第一次舒心地笑，他说：“我晓得你喜欢他，我会告诉他的。我到重庆之后，会给他写信的。我决定和我的父亲一起去重庆。”

杭汉一行，最初到的是武汉，以后才转道重庆。当时复旦大学还没有成立茶学系，杭汉就在吴觉农先生和父亲杭嘉平所在的贸易委员会手下工作，参与对出口的茶叶进行检验。他常常作为助手，陪着吴觉农先生和父亲走南闯北。他们日夜奔波在重庆、香港和各个的主要茶区之间。其间，由于战时的公路路况不好，他们还有过几次车祸。最险的一次是跟着吴觉农先生等人去贵阳，结果在一条名叫“吊死岩”的盘山道上翻了车，幸亏被一块大岩石挡住，才没坠下深渊。

杭汉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甚至父亲知道后追问他时，他也没有详说。他还不免有些奇怪，过去他们一家经历过多少痛苦，多少九死一生啊，那时没有父亲，他也已经习惯了。如今突然冒出来一个大喊大叫的爹，他的气质是与伯父完全不一样的。他才华横溢，四处张扬，任何事情都能上升到国际国内、世界大战之上。听说杭汉遇险之事后，他打长途电话给儿子，在电话那一头火烧火燎，再三再四地问及杭汉有没有受伤，并且一定要抗汉到他的家里去养伤。杭汉很不习惯这种张牙舞爪的热情，说不清因为什么，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终于聚在了一起而成功地调整过来。

给远在江南家中的人写信时他一点也没有提这些事情。这本是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杭汉却在信中着重地谈了许多的茶事。他记住了伯父的话，以为建设是他的天职。突然打开的天地和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使杭汉成了一个有着热烈理想的年轻人，在信中他说：亲爱的伯父，亲爱的母亲：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如期到达你们的身边，因为我不能直接把信寄给你们，而得靠一路辗转，也许信到了你们手里．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我首先想告诉你什么是我的工作。现在要说的是我所知道的茶事，我相信这是伯父十分关心的事情。据我所知，尽管举步维艰，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了巨大的突破性的进展。比如1938年的茶叶收购，光是浙皖两省，我们便增加了十万箱以上，在如此残酷的战争中，我们的茶业收购竟然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同意父亲的抗战即是建设的观点，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1939年，我们又乘胜前进，各项指标都超过了定额要求。

在这两年间，即超额履行了对苏的易货合同，又外销了不少红绿茶给英、法、美、荷等国，不但为抗日争得了不少的武器弹药和外汇，还大大提高了华茶的国际信誉，茶农茶商也因此获得了比战前更大的利益。

家中陆续收到他的信，但几乎是半年之后。而他接到家中的来信也一样，这便是战时的邮路。信是伯父写的，直接写给了嘉平，其中夹着给杭汉的回信，此时，复旦茶学系已经处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中了。

复旦茶学系的建立，乃是中国茶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此事酝酿已久，吴觉农先生曾经多次和他的弟子朋友商量说起，杭嘉平还为此帮他具体操作过许多事务。1939年，吴觉农先生在香港时遇见了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先生，他们商议之后很快达成了共识，认为要振兴茶业，必须造就大量的专业科技人才。孙寒冰先生立刻就向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作了汇报，吴先生又向当时的贸易委员会和中茶公司征得同意，组成了由吴南轩、孙寒冰、中国茶业公司总经理寿景伟和当时任贸易委员会茶叶处处长兼中国茶叶公司协理、总技师的吴觉农先生为成员的茶叶教育委员会，并商定在复旦大学合办茶叶系、茶叶专修科，吴觉农先生兼任主任，于1940年秋季开始在各产茶省招生。可以说，这是中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创建的茶叶专业系科，对发展中国茶叶专业的高等教育、培养造就积蓄人才和恢复振兴茶叶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