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20/31页）

午餐后去瑞士公使馆找珀西·弗雷；偶尔能站在中立国的土地上感觉真好。然后再去看住在尼可拉斯湖的艺术家利奥·马利诺夫斯基。尼可拉斯湖在柏林郊区，这个季节很美，番红花和杏花到处绽放。

坐在利奥的小公寓里和他一起喝咖啡，他和年长却迷人的母亲一起住；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家庭气氛。利奥的情绪极端低落，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本来替戈培尔的《帝国周刊》做事，戈培尔也常去我们办公室，最近在狱中自杀。利奥怀疑他是被迫的。碰到这种时候，艺术家最难熬。年轻的若没有死，也全部被征召入伍，年纪大的全躲了起来。不消说，他们的观点是最与众不同的，所以不论如何，都很难生存下去。

我喝了太多咖啡，接下来一整天视线都有点模糊。现在，咖啡是唯一我一有机会便尽量喝的东西，它似乎能够取代其他所有缺乏的物资。我几乎已经戒烟了。

然后我直接回波茨坦。只有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个人在家。他真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对象，永远这么善体人意。可是一旦被他不喜欢的人包围，他就会变得像匹紧张兮兮的马，动不动就受惊似的。

4月28日，星期五

每天早晨路格·埃森都开车载我进柏林，很不幸，他很快就要调回斯德哥尔摩，再也不回来了。我们一定会非常想念他，他就像狂风巨浪里的一块磐石，烟斗永远不离嘴。他的同事现在开始轮流替他开饯行派对，他每天凌晨直到酩酊才回家。

到办公室后，发现每个人都显得很焦躁——“空袭警报15级！”意味着极严重的空袭即将开始。怪的是，直到下午2点都毫无动静。西克斯博士和亚历克斯·韦特提议我陪他们去外国新闻司的俱乐部午餐，谈公事。俱乐部位于郊区，本来位于城中心的那栋神气建筑已经被炸毁了。我们开车经过柏林一片片瓦不存的区域。到了以后，巧遇亚当·特罗特和两位朋友也要进去午餐。我们的桌子在房间正中央，周围坐满德国报界人士和外交部职员。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的上司，施密特全权大使也在那儿；他跟西克斯处得不好（谁又跟他处得来呢？）。为了故意气西克斯，施密特走过来跟我握手，还刻意大声地对我耳语说：“别告诉他，我们在克鲁曼修柏怎么讲他！”

多亏有亚历克斯·韦特在场，午餐吃得还算融洽。我们讨论了克鲁曼修柏的人事问题，有些女职员调去那里之后变得焦躁不安。西克斯现在似乎很习惯在柏林碰到我，即使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也只问我来干什么，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并不过问其他。

到施图德尼茨住处和贝恩特·穆姆及沃尔拉特·瓦茨多夫吃晚餐。汉斯·弗洛托特别把他的公寓借给施图德尼茨，我是席间唯一的女孩。有施图德尼茨的派对，气氛总是很热闹，他脑筋极快，舌锋如剑，最喜欢加油添醋，随时可以牺牲任何人。聊天时，我们笑得前俯后仰，我几乎都快抽筋了。这样的机会还真难得，对我有好处。

4月29日，星期六

一大早天气就很好。路格·埃森送我去乌发电影公司在城中心莱比锡街上的摄影棚，我打算去拿一些德国女演员的照片。我刚开始翻资料，警报便开始嚎叫，很快地，大家全被赶进一间又深又宽敞的地窖里；里面挤了500个人，全是乌发电影公司的职员。我坐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旁边两个女孩忙着背诗，我则专心阅读塔布依夫人的自传《人们叫她卡珊德拉》。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灯光熄灭，但辅助发电机立刻开始运转。虽然这个公司显得极有效率，但想到我可能会被活埋在这里，而没人知道，仍令我极度沮丧。高射炮不断射击，炸弹不断在附近爆炸，几名护士拿着急救包到处穿梭，而且每隔十分钟就需要两位男士志愿去压气泵，送新鲜空气进地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