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在兰斯做出的决定（第9/11页）

“但这不可能！”他天真的同志惊呼道。

波兰人下了车，被分别关进单人牢房。斯蒂普科夫斯基撕碎了那份授权他领导与伦敦波兰人和英美人士谈判的文件，然后开始往下吞咽纸片。尽管喉咙非常干，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冷冷地对他说：“把衣服脱下来！”他只脱下了大衣，摘下了帽子。那女人跺着脚说：“我告诉你——把衣服脱下来！”他把衬衣脱了。她又吼叫起来，于是他把短裤也脱了。在仔细全面地检查了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以后，她问：“你有梅毒吗？”然后她离开了。

一个俄国秘密警察走了进来，把他衣服上的扣子全都剪掉，把帽子撕成两半，把大衣衬里撕开，又把鞋底撕下来。一个看守拿走了斯蒂普科夫斯基的戒指、手表和钱包，然后命令他穿好衣服。他被带到走廊上，来到另一间屋子。在那里，他又被搜查了一次。最后，他被带到了顶层，关进第九十九号牢房。这是一间深绿色的牢房，有一个小窗子，可以俯瞰昏暗的院子——这就是卢比安卡监狱。

“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看守说着锁上了门。

6

在决定让红军攻占柏林一事上，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抛开了政治因素，并始终强调这一决定是基于“纯军事”因素——即使在他实现了巴顿的预言，并且赢得了美国最高的政治宝座之后。但是事实上，他的动因恰恰相反。在1945年春天，影响这一决定的并不仅仅是德国战败这一军事因素，因为这几乎已是既成事实了。

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是由美国军事机构独有的演变过程所决定的。在战前，它是一支人数不多的高度职业化的队伍，只关心那些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而从不考虑政治联盟或政治友谊。军人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文职思想分割开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国家的军事安全。他们的工作就是准备防御未来的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只基于这样一条原则：它对军事安全是有利还是有害？实际上，军人们只履行自己分内的传统职责，而不理会公众舆论或政治。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保守而现实地评价了他们的长期目标，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力量的均衡。他们强烈建议总统要谨慎从事，避免同德国和日本断绝关系。与此同时，霍普金斯、伊克思(3)、摩根索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都力劝罗斯福去援助英国。军人们一再地反对采取禁止贸易令，或任何可能导致双线作战的挑衅性行动。但罗斯福最终还是确信，只有进行干预才能拯救世界。所以，尽管军人们都建议不要采取“任何鲁莽的军事行动”，美国还是在1941年秋仓促卷进了对日战争。

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立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权力，而文职领导人们也心甘情愿地把空前的责任交到了他们手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史汀生：“我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该由您和诺克斯(4)——陆军和海军掌控局面了。”而史汀生也声称，他现在的责任是“支持、保护、维护他的将军们”。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在“世外桃源”，英美第一次在华盛顿召开的战争会议上——就决定必须成立联合指挥部。于是，由英国参谋长们及其美国同行组成的联合参谋部就应运而生了。英国人早已组织有序。美国人意识到，如果不想让英国人占上风，他们也应该组织一条美国阵线。因此，他们就成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由陆军参谋长、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组成。几个月后，又加入了第四个成员，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莱希一直是总统的老搭档。除了霍普金斯，他同罗斯福的私人联系可能要多过任何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由于他们与罗斯福亲密的私人关系，参谋长联席会议日益变得政治味十足。作为总司令，总统和丘吉尔一样，也很享受与他的军事首脑们的亲密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