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在兰斯做出的决定（第10/11页）

是哈里·霍普金斯“发现”了马歇尔，并推荐他任总参谋长。起初，他是马歇尔和总统的中间人，但是到了1943年，总参谋长已经取得了罗斯福的信任，也就不再需要中间人了。

有了如此直接的途径，莱希和马歇尔几乎完全拥有了处理所有军事问题的权力。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这两位年长的共和党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甚至都没见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脑和罗斯福。他们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最后，连采购和后勤问题也落到了他们的副部长帕特森(5)和福雷斯特尔(6)的手中。

国务院的声音也被削弱了。当然，外交，而不是军事，仍是它的职责。但是，在战争期间，外交主要局限于与中立国、小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订新世界组织的计划。罗斯福甚至不允许国务卿赫尔参加大型的军事会议。

“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赫尔愤愤不平地写道，“因为总统不邀请我参加此类会议。我曾多次向他提过这个问题……关于军队从何处登陆，军队在战胜希特勒的大行动中穿过大陆时应走哪条路线，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高级军事将领，都从未与我讨论过这类问题，虽然我早就得知了他们的决定。他们也没跟我谈起过原子弹的问题。”

另一方面，马歇尔和莱希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提议只被罗斯福驳回过寥寥几次：一次是在1942年，关于入侵北非的问题；另一次是在1943年，关于对印度洋发动攻势的问题。这两次，罗斯福都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但后来又迫于英国的压力而改变了主意。总之，所有关于战争的重要决定都是由罗斯福、霍普金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结果——军人越来越介入政治了。

随着美国军事指挥官们的权力和领域日益扩大，他们开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为其出台做了不少工作。而另一方面，英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却仍然保持着职业军人的态度，常常叫嚣着反对政府的观点，直到最终决定达成为止。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坚决地支持丘吉尔。

如今，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普遍都接受罗斯福关于指挥战争的概念。(7)一言以蔽之，他们不再是纯粹而简单的士兵，而是政治家式的士兵，常常同见多识广的文职官员见解一致——就好像是凶猛的看门狗被去了势。罗斯福很少听到他们的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军将领现在同他非常融洽，本能地知道他需要什么，因此，在呈交意见之前，他们已过滤了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军人和文官的观点之间已经失去了平衡，没有人发表纯军事的观点了。

“的确有过几次，总统正式地驳回了他们的建议，这应该是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的T.基特里奇上尉这样写道，“但是，这只是由于，总统同莱希、马歇尔、金，以及阿诺德的非正式讨论通常可以使他们提前了解总统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经常意识到，与其冒着被驳回的风险提出一个明知不会被采纳的正式提议，不如接受总统的建议，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

这样，在方便和融洽的名义下——一种最为危险的融洽——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执行他们的基本职能，即在严格的军事基础上为总统提出建议。他们甚至变得非常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以至于奋力争取以美国人员的最少伤亡换取战争的胜利。他们认为，任何一次行程，例如攻打柏林，只会带来无谓的伤亡。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在柏林损失一点儿人，可以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安全做出贡献。

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认识到了，俄国将成为欧洲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在1943年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不但投票帮助苏联人，还“尽一切努力”以赢得苏联的友谊。一年后，他们同意了罗斯福的意见，即三大国之间的合作可以恢复欧洲权力的均衡。他们宣称，国家基本政策“应该寻求维护三大国的团结……同时，希望可以完善预防未来世界冲突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