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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重回上海(第3/8页)

舟抵汉口以前,船长成君拿纪念册要我写几句,他告诉我这次旅程有不少知名之士同船,我已经见过左舜生先生,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他特别指出佛学大家欧阳竟无先生已经写了很长一段文在册上。我先踌躇,他固请,我写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有点惊愕;连下去写:“人人求诸己,尽诸己,与复可期,小挫勿馁”,他始点头同意。成君的夫人姓罗,正由京沪接父母弟妹返赣,罗家几个姊妹都天真活泼,喜与我亲近,临别索通讯地址,我正前路茫茫,答以太平后在莫干山。

汉口新华银行宿舍在租界一所弄堂房子的三楼,我们一群人拥到,颇有难于安置之状,他们分给我们大小空房各一间。仲完处处怕我不安,在人地生疏之际,她立刻到木器店租得用具,把小房间布置得床桌椅柜俱全,安顿我和熙治。她自己与计、楼诸君合住大房,每人一只床,另外只有一张方桌。伯樵住到志莘先生房内,大纲睡在穿堂即吃饭间,白天把帆布床寄在大房。这两间房不久有别处行员来住,我们客又携客,不便久扰,心亦不安,我同仲完四出觅屋,无奈租界早已人满,空屋被捷足先登,或已被机关指定。我们看屋,地点愈看愈坏,租价转身即加,大戏院隔壁、荐头店楼上都去过。为用款问题,我托大纲到浙江兴业银行看看叶揆初先生是不是在汉口,我在上海有点钱在兴业,请在汉口给我支票开用,我务不用超过四千元。这样无凭无据,且我从没有向揆初先生商量过款项的事,竟承他一口答允,如此解决了一部分的困难。揆初先生后来在上海接洽救济莫干山上难民之事,战后又参加我们的莫干农村复兴委员会,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大纲去访他时,他正接到他女儿女婿合家老小逃难在钱塘江覆车不救消息,意态颓丧,而我不知其事,以此相烦,甚为不安。

李晓垣(书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电劝我下山,我都未收到。他已经为我借到武汉大学教授耿季钊之屋,离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钊是膺白同学,我亦相识。晓垣夫妇请我们到武昌吃饭,我见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齐。朋友之为我谋可谓至矣。我要求到黄鹤楼参拜克强先生铜像而归。此时晓垣先生已觉武汉未必能久守,不劝我住此。

公权先生来,我与商前途去处,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干山,劝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我即作旅行计划,拟觅同伴,商之晓垣夫妇,太太因小孩不能远走,先生可以同行。一日黄任之、江问渔等四五位先生同来访,都是新中国建设学会教育组同人,我说到战事势必持久,许多地方将沦陷,必须有人做一种精神工作,团结一般人的爱国心。他们都赞成这意见,但言我们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当此,劝我同往重庆。这时政府还没有迁重庆之说。

我于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轻,膺白在时我躲在背后时多,我不致被注意。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顾我,我如何不顾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将漫游?伯樵有糖尿症,饮食特别,针药不可离。他夫妇本极简单,为了我日日变计,无所适从。我正拟取消旅行之计,适逢有英国代使赴香港专车,可以附挂客车一节,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于是在匆促几小时中决定了搭粤汉车南行,仰先嫂、楼君比我迟一班车走。

到香港又经一番觅屋程序;高贵之区不敢去问,便宜之处亦已人满。逃难尚只几星期,经验增加不少,把钱看得重起来。大家已注意到币值,这时港币与国币还是同价,伯樵、仲完有闻必告,一日叫我把国币全拿出来换成港币。他们在旅馆的房间从大搬小,从有浴室搬无浴室,电车必坐三等,点菜扣得甚紧。伯樵不能吃淀粉质,要以菜肴饱腹,我叫熙治坐车跟黄伯伯,吃菜要让,熙治回来总嚷饿,我叫她吃块糖,不许响。伯樵、仲完在港熟人比我多,饭时总回来带我们,不放下我们一次。我估着计嫂、楼君等将到,我长此为朋友累如何?于是写信给在上海的舅舅葛运成(敬中),与商我返沪的意见,请其电复。我所以请教他,因他自己是个农业专家而又热心农村工作的人,他知道我对莫干山的痴心。膺白去世,他每日早晚来看我两次,一日,我同他谈到庾村的教育办到职业中学,生产配得上学生出路,他才放心下来,知道我已转念向积极处,这仅是一年前的事。所以我第一个想着去问他,他回电以为我可以回沪。仲完偕行,她送我到后,收十剩留的行李再到香港居家,直到香港沦陷,他夫妇回沪,在吾家做客至战事终了。运成舅则在我返沪后不久,到昆明植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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