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第4/8页)
在二战爆发的前几年,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学习过一些德语词汇,只是单纯地为了理解化学和物理课本,而不是为了主动表达我的想法,或听懂别人的语言。那是法西斯制定种族法案的年头,而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或者到德国旅行,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被投入集中营后,尽管我一开始也很困惑(事实上,也许正由于这困惑),却很快发现我极度贫乏的“Wortschatz”成了性命攸关的重要因素。“Wortschatz”意为“词藻的遗产”,但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词汇的财富”,从来没有一个词比这更恰当了。会说德语意味着活下去:我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这一点。我的意大利同胞们并不懂德语,也就是说,除了来自德里雅斯特(Trieste)的几个人之外,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一个接一个被无法理解的风暴所吞没——他们听不懂命令的意思,他们被拳打脚踢却不明所以。集中营的基本道德规定了,一次殴打必须以某种方式提出合理的理由,从而有助于建立犯罪-惩罚-悔改的抛物曲线。所以,“卡波”和他的帮凶们在打人时常常咕哝着,“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接着是总结式的“罪行的沟通”。但对于新来的“聋哑人”,这个仪式失去了作用。他们本能地寻求角落的庇护,从而保护他们的背部;而挑衅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用困惑的眼神打量着四周,就像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而实际上他们的境遇的确如此。
对于许多意大利囚犯来说,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狱友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而与德语相比,他们更熟悉法语和西班牙语。在奥斯维辛没有西班牙人,但有很多法国人(更准确地说,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流放者),在1944年大约占总人数的10%。其中一些人来自阿尔萨斯、德国或波兰,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法国避难的犹太人。法国被德军占领后,他们又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说德语或犹太德语(意第绪语)。其他法国人,大城市的法国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比我们提早了一两年,也遭受了同我们类似命运的筛选——那些不懂德语的人早已退出了舞台。而活下来的人,几乎全是“métèque”(法语:外邦人)。他们过去被法国人不情愿地接纳,现在则进行了令人悲哀的报复。他们自然成了我们的翻译,他们为我们翻译那些日常的基本命令和警告:“起立”、“集合”、“排队领面包”、“谁的鞋破了?”、“三人一排”、“五人一排”等等。
当然,这并不足以让我在集中营活下去。我恳求其中的一个人,一个阿尔萨斯人,对我进行一对一的强化补课。这些简短的课程常常发生在宵禁之时,我们放弃睡眠,喃喃低语。我用面包来支付学费,因为那时并没有其他可用的钞票。他接受了,而我相信面包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用处。他向我解释党卫军和“卡波”的咆哮,用哥特式字母写在营房衍架上的那些愚蠢或讽刺的格言,我们胸前身份号码上方所佩带的颜色标志的含义。于是,我意识到,集中营里的德语——词汇贫乏、高声嗥叫、充满污言秽语和恶毒咒骂——与我化学课本上那准确、朴实的语言,与克莱拉(Clara),我的一位同学,向我背诵的海涅(Heine)诗歌中那精致、流畅的语言,只存在着含糊的关系。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集中营内的德语是一个语言分支:用德语来表达,确切地说就是“Orts-und zeitgebunden”,即“时空之局限”。它是一种变异的、特别原始的,正如德裔犹太语言学家克莱普勒(Klemperer)所说的“Lingua Tertii Imperii”,即第三帝国的语言,而它的缩略语LTI讽刺地对应着当时德语所珍爱的上百个其他缩略语(NSDAP、SS、SA、SD、KZ、RKPA、WVHA、 RSHA、BDM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