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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第3/8页)

此外,在更紧迫的层面上,你听不懂命令和禁令,看不懂标志和告示。尽管有些是荒唐或无用的,但也有些传递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总之,你发现自己茫然无措,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你才明白沟通产生信息,而没有信息,你就无法生存。大多数不懂德语的囚犯(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在进入集中营的10到15天内死去——表面上,他们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更仔细地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缺乏。如果他们能够与更富有经验的狱友进行交流,他们就可以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不犯下致命错误的前提下,首先学会如何获得衣服、鞋子、额外的食物,如何避免更残酷的劳动,如何避免与党卫军的、通常是致命的遭遇,如何处理无法避免的疾病。我不是说,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死亡,但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并有更大的机会回到他们失去的土地。

对于我们所有的幸存者(当然并未掌握多国语言),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像一部虚焦而疯狂的电影,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和怒叱:没有姓名,看不清面孔的嘈杂人群被淹没在一片连续的、震耳欲聋的背景噪音中,然而,在这噪音之中,并没有浮现人类的言语,这就像一部黑白电影,虽然有配乐,但没有对白。

在我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里,我注意到在这种茫然无措和对沟通的需要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效果。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我们仍然记得,在单纯的听觉范畴中,那些各种听不懂(后来也没学习过)的语言说出的词句。以我为例,是波兰语和匈牙利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用波兰语说出,不是我的身份号码,而是营房花名册上我前面囚犯的号码:一串声音和谐地结束,就像孩子口齿不清地背诵计算口诀,像什么“stergishi steri”(现在我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44”)。事实上,在那个棚屋里,分汤员和大部分囚犯都是波兰人,因此“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叫到你的时候,你必须在那准备好,拿好你的碗,以免错过你的那份汤,或者被弄个措手不及。听到分汤员叫到你前面那个囚犯的号码时就立刻跳起来是个好办法。事实上,“stergishi steri”对我来说,就像是铃声对于巴甫洛夫(Pavlov)的狗的条件反射——立刻刺激唾液的分泌。

这些外语组成的声音仿佛录制在空白磁带上一样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饥饿的胃迅速吸收哪怕难以消化的食物。它们的含义无助于我们记住它们,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毫无意义。然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向能听懂它们的人背诵这些声音时,它们的确有了意义,脆弱而平常:它们是咒骂、诅咒,或日常的只言片语,往往是重复的句子,如“现在几点了?”、“我走不动了”或“别烦我”。它们是从难以分辨的语言中撕裂的碎片,徒劳而潜意识地在毫无意义的声音中挖掘意义或含意的成果。我们的精神同我们的身体一样,当身体需要营养时,会驱使我们到厨房寻找土豆皮——聊胜于无。我们缺乏营养的大脑遭受着独特的饥饿。或者说,这种徒劳而自相矛盾的记忆可能有着另一种意义和目的:它是潜意识中对“以后”的准备,为了几乎不可能的幸存。到那时,集中营经历的任何碎片都会成为巨大马赛克镶嵌图案中的一个纪念品。

在《再度觉醒》一书的开篇,我描述了必要而失败的沟通的一个极端案例:三岁的赫比纳克(Hurbinek),也许秘密生于集中营,没有人教他说话,但有着说话的强烈愿望,用他整个可怜的身体去表达思想。从这点来看,集中营甚至是一个残酷的实验室,在集中营里,人们能够目睹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行为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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