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第2/8页)
我们在更极端的环境中见证了“无法沟通”的现象。我所说的,是在众多波兰和德裔囚犯,以及一些阿尔萨斯人(他们能很好地理解德语)中,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还有许多来自农村的匈牙利人以及法国人(沟通困难较小),会遭遇特别的沟通困难。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这种语言障碍的碰撞早已发生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在意大利,1944年4月,随着党卫军接管了位于摩德纳(Modena)附近的福希利(Fossili)加工营,意大利警察们,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将我们移交给党卫军。与那些态度傲慢的黑衣人打交道的第一刻起,我们就立刻意识到,能不能说德语是一个分水岭。那些能听懂德语,并能用流利的德语回答问题的人能够建立一种表面上的人际关系,而对于那些听不懂德语的人,党卫军的反应让我们吃惊和恐惧——用平静的口吻发布一个命令,仿佛知道这个命令会被服从,再大声而愤怒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命令,然后是用尽全身力气地高声尖叫,仿佛他在命令一个聋子或一只牲畜。人们更多地是对命令的语调做出反应,而不是命令的内容。
要是有人犹豫(每个人都会犹豫,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而且被吓坏了),就会招致拳打脚踢。显然它们表达了相同的语言——使用语言去表达思想,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而充分的机制,已经归于废弃。这是一个信号:在党卫军眼中,我们已经不再是人。对我们,就像对耕牛或骡马,一声斥骂和一记重拳之间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让一匹马去跑去停,转身,拉车或停止拉车,不需要与它沟通,或给它详细地解释,十几个形式各异但意义明确的信号就足够了,无论是听觉、触觉还是视觉的——拉缰绳、戳马刺、大声喊、打手势、甩鞭子、吹口哨、拍后背都一样可行。和它说话,就像自言自语,是傻里傻气的行为,或荒唐地伤感——无论如何,那匹马又能听懂什么呢?马萨莱克(Marsalek)在他的书《毛特豪森》(Mauthausen)中告诉我们,在这个集中营里,甚至拥有比奥斯维辛更多的语种,而囚犯们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把橡皮警棍称为“der Dolmetcher”,即“翻译”——因为每个人都能听懂它的语言。
事实上,一个没教养的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尤其是党卫军,极其没有教养,他们要么没受过“教养”,要么被错误地“教养”)分不清哪些人听不懂他的语言,而哪些人听不懂简单的叱令。这些年轻纳粹的头脑里早被灌输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德国文化。而对于所有其他的文化,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只有它们中包含一些德国文化元素,才被视为可以接受。因此,那些不会说或听不懂德语的人一定是野蛮人;要是他坚持用自己的语言(事实上,那可算不上语言),那就必须把他打到闭嘴,滚回他的窝里,推、拉、扛,因为他不是“Mensch”(德语:人),不是人类。我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工地上,一个新“卡波”带领着一个主要由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劳动小队。他意识到一名最可怕的党卫军监工正从背后向他走来,突然转过身,立正,用德语报告规定的“Meldung”(德语:讯息):“第83突击队,42人。”但在慌乱之中,他说的是“Zweiundvierzig Mann”(42人)。那个党卫军用父亲般严厉的口吻纠正他: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要说“Zweiundvierzig Häftlinge”(42名囚犯)。他是一个年轻的“卡波”,所以可以原谅,但他必须学会规矩、社交习惯、等级距离。
这种“不要对他说话”有着快速而毁灭性的效果。那些人要么不对你说话,要么高声叫嚷着你听不懂的话语。而你不敢同他们讲话。如果你的运气够好,你会找到一个与你语言相通的同伴,你们可以交换看法,寻求咨询,发泄怒气,信赖对方;如果你没有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你的舌头会在几天内干涸,而你的思想也会随之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