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9/15页）

特遣队员们叫来了医生。他为姑娘打了一针，使她恢复活力。没错，毒气并没有发挥作用，她会活下去，可她能去哪？又怎么活下去呢？就在这时，焚尸场的一名党卫军军官穆斯菲尔德（Mushfeld）来了。医生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穆斯菲尔德犹豫了一会，然后做出决定——不，这个姑娘必须死。要是她的年纪再大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会更聪明些，也许可以相信她能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缄默。但她只有16岁，不能被信任。然而，他并没有亲手杀死她。他叫来一名下属，命令他通过脑后的一记重击杀死了她。然而，穆斯菲尔德并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除了每天例行的屠杀他还独断专行、变化无常，尤其热衷于发明和“改良”各种酷刑。他在1947年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在克拉科夫（Krakow）被绞死。这很好，但即使他也不能算作铁板一块。如果生活在其他环境和年代，他的行为可能和普通人一样。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 Karamazov）中，格鲁申卡（Grushenka）讲述一个小洋葱的寓言故事。一个恶毒的老女人死了，坠入地狱。但她的守护天使检查她的记忆，发现她曾经有一次，仅有一次，把她从花园中挖出来的一个小洋葱施舍给了一名乞丐。于是他取出那个小洋葱，递给她。那个老女人抓住小洋葱，飞出了地狱的火焰。这个寓言总是让我反感：什么样的衣冠禽兽会在一生中不曾送出一个小洋葱这样的礼物？即使不送给其他人，也会给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狗？一份稍纵即逝的同情当然不能赦免穆斯菲尔德的罪行。但是，它足以让他置身于灰色地带——建筑于恐怖和顺从上的政体所滋生的模糊区域——尽管极为靠近它的边缘。

审判穆斯菲尔德并不困难，我不相信特别法庭在判决他的罪行时有任何的迟疑。在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特遣队员时，我们审判的能力和需要就变得畏步不前。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急切地寻找答案，以便能够对人性重拾信心：他们为什么接受这份工作？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情愿去死？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允许我们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份工作；一些人反抗了，明知他们会死。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确定无疑的：来自科孚（Corfu）的400名犹太人，在1944年7月被招募进入特遣队，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这份工作，立刻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我们已经发现各种各样的个人反抗事例，都立刻被纳粹残暴地处死。特遣队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同伴被党卫军活活地推进焚尸炉烧死。我们还发现了许多自杀事件，一些发生在被招募的时候，而另一些则发生在被招募之后。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在1944年10月，特遣队在奥斯维辛的历史上尝试了唯一一次绝望的反抗。

我们得到的关于这次反抗的信息并不完整，同时充满矛盾。我们得知，起义者（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五座焚尸炉其中两座的操作人员）极为缺少武器装备，也未与波兰游击队或集中营内的地下抵抗组织联系。他们炸毁了三号焚尸炉并与党卫军展开战斗。那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很多起义者设法割开铁丝网，逃出集中营，但很快被纳粹捉住。他们没有人活下来。党卫军立刻处决了大约450人。而在党卫军中，有3人阵亡，12人受伤。

因此，我们所了解的焚尸场上那些可悲的苦力们，是那些从一次筛选到另一次，情愿多活几个星期而不是立刻死去的人，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诱惑自己，或者被诱惑，亲手去屠杀的人。我重申：我相信没有人有权力去审判他们——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们没有权力，而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没有权力。我愿意邀请任何敢于亲身作出判断的人，诚心诚意地，进行一个概念化的实验：让他想象（如果他可以），长年累月生活在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遭受着慢性饥饿、疲劳、混乱和羞辱的折磨；他已经见证到身边的死亡，他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他与世界隔离，无法接收或发出信息；终于有一天，他被塞进火车，80到100人挤在一个闷罐车厢里；在无眠的日日夜夜，他被押送到未知的目的地；而最终，他被投进高墙中的一个无法理解的人间地狱。对于我来说，这真是“Befehlnotstand”（德语：“被迫服从命令”），并不是纳粹们在受审时有计划地、厚颜无耻地引用的借口（后来也被许多其他国家的战犯所引用）。前者是刻板的，要么服从，要么马上被杀；而后者则是权力中心的一种内部现实，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得以缓解（实际上，往往得到缓解），职务晋升的推迟，温和的惩罚，即使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反对者调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