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7/15页）

特遣队基本是由犹太人组成。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集中营的主要目标就是灭绝犹太人，而且，从1943年起，奥斯维辛人员的90%—95%都是犹太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巨大的背叛和仇恨让人震惊——必须让犹太人把犹太人放进焚尸炉；必须表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低等民族，对于任何命运和羞辱都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党卫军都乐于把大屠杀当作每天的工作；他们把一部分工作（事实上，最肮脏的工作）委派给受害人来完成，从而宽慰（而且很可能的确有效）某些人的破碎的良心。

显然，把这样的逆来顺受都归咎于特定的犹太民族特征是不公正的——特遣队的成员中也包括非犹太人，德国和波兰囚犯，尽管他们常常担任着“更体面”的“卡波”职务。还有苏联战俘，纳粹认为他们只不过比犹太人稍微高级一点。他们的人数很少，因为苏联人在奥斯维辛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数战俘在到达集中营之前就被屠杀了，被俘之后立刻被机枪杀害在巨大的万人坑边）：但他们的行为与犹太人并没什么区别。

因为特遣队的成员们了解大屠杀的可怕秘密，纳粹把他们与其他囚犯和外部世界严格地隔离开来。然而，正像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所了解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信息，可能是不完整或扭曲的，有着巨大的渗透力量，而其中的一些总能渗透过严密的壁垒。我们关在集中营的时候，这些关于特遣队的含糊不清、支离破碎的传言就已经在我们中流传，后来被上面提到的渠道所证实。这种人类境遇所固有的可怕本质决定了所有相关的证词证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保留，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也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全景，去了解这些特遣队员被迫连续数月从事这种工作“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证实，党卫军提供大量酒类供这些不幸的队员随意取用。而且，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完全道德崩溃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他们中，有人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而另一个人说：“当然，我原本可能会自杀，或者被党卫军杀掉，但我想活下去，为我自己报仇，也为了作证。不要把我们当作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只是更不开心得多。”

显然，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他们的言语，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我们已经无法获知的无数言语。但对于这些身处极端绝境的人们来说，我们不能期望他们的话可以具备法律证言般的意义，但这些话语立刻成为一种悲叹、一种诅咒、一份救赎，试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与其说是对可怕现实的控述，不如说是感情的释放。

筹备和组织这些特遣队是纳粹最恶毒的罪行。除了那些务实的考虑（节省人力，通过他人之手来完成最残忍的任务），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动机。这项制度代表着纳粹试图让他人（尤其是受害者）来承担犯罪的责任，甚至借此剥夺他们无辜的慰藉感。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是一件既不容易也不惬意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再一次施加到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身上。对于几十年前的残酷暴行，人们往往倾向于做个鬼脸便转身离去，关闭自己的心扉：这是人们必须抵制的一种倾向。事实上，特遣队的存在有着一种含意，一个信息：“我们，优等民族，是你们的毁灭者，但你们并不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我们不仅可以毁灭你们的身体，也可以毁灭你们的灵魂，正像我们毁灭自己的灵魂一样。”

一名匈牙利医生，米克罗斯·尼兹利（Miklos Nyiszli），是奥斯维辛最后一批特遣队中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员。他是一位著名的解剖病理学家，验尸专家，比尔克瑙集中营党卫军的主任医师，接受门格勒（Mengele）的领导。门格勒（在几年前去世，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给予他特殊对待，几乎把他视为一位同事。尼兹利所接受的任务是专门研究双胞胎——事实上，比尔克瑙正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研究被同时杀死的双胞胎的地方。应该顺便说一句，对于他的任务，尼兹利似乎也没有格外反对。尼兹利还是特遣队的现场医生，因此与特遣队员有密切接触。而他回忆起一件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