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10/15页）

我所建议的实验并不让人愉快。韦科尔在他的小说《黑夜的武器》中尝试描写了这种情景，他称之为“灵魂之死”。即使在今天重读这本小说，我仍无法忍受其中唯美主义的文学辞藻。然而，确定无疑，它所直面的正是灵魂的死亡。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坚持多长时间而不会屈服或崩溃。每个人都拥有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潜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即使不考虑特遣队这个极端的例子，我们这些幸存者，在讲述我们命运的沉浮变迁时，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是你，我连一天也活不了。”这句话并不存在准确的意义——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复杂，试图预测人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要求我们以同情而严谨的态度思考“焚尸炉乌鸦”的故事，但要暂缓对他们做出的判决。

面对查伊姆·兰科斯基（Chaim Rumkowski）的故事时，我们会因同样的“无法判决”（impotentia judicandi）而束手无策。准确地说，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故事并不是一个集中营的故事，尽管它的结尾归于集中营。它是一个犹太人隔离区的故事。虽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但它有力地证明了“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这个基本主题，所以我必须承认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讨论。从奥斯维辛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在衣袋里发现了一枚由轻合金制成的奇特硬币。我为了这一天而一直保留着它。它的表面布满了划痕和蚀缺，在它的一面上，有一个希伯来星（大卫之盾），1943年的日期，以及“getto”（隔离区）的铭文。在它的另一面上，铭刻着：“QUITTUNG ÜBER 10 MARK”和“ÄLTESTE DER JUDEN IN LITZMANNSTADT”，分别意为“收讫10马克”和“利茨曼恩市犹太元老会”。总之，这是一个在犹太人隔离区内使用的硬币。多年以来，我忘记了它的存在。后来，大约在1974年，我才能再次组织起这个迷人而邪恶的故事。

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俄国人的利茨曼恩将军（General Litzmann），纳粹将罗兹（Lodz）改名为“利茨曼恩市”（Litzmannstadt）。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被押运至奥斯维辛，而我很可能在集中营的地上发现了这枚已经毫无用处的硬币。

在1939年，罗兹拥有75万居民，是波兰最工业化的城市，也是最“现代化”和最丑陋的城市。这座城市以纺织业为主，就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比耶拉（Biella），城市中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即使在那时，大部分工厂也已经废弃。鉴于罗兹在东欧占领区的各个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纳粹迫不及待地建立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并恢复了中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Counter-Reformation）的犹太人聚居区政府，并以他们现代化的残酷使其愈加恶毒。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早在1940年2月便已成立，在时间上是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而在人数上，仅次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它有超过16万犹太人，一直到1944年秋天才被废弃。所以它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纳粹犹太人隔离区，这必然归功于两个原因：它的经济重要性和隔离区主席复杂的人格。

他的名字叫查伊姆·兰科斯基。一个失败的小实业家，经历了多次旅行和坎坷命运之后，1917年在罗兹定居。在1940年时，他差不多已经60岁了，是一个没有子女的鳏夫。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作为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精力充沛、粗鲁专横的人。隔离区主席（或元老）的职位本身是可怕的，但它是一种社会地位，在等级制度中迈上一个台阶，还有权力和特权，也就是说，职权——而兰科斯基酷爱职权。人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职务的。也许，这只是纳粹邪恶风格的恶作剧（兰科斯基是，或者看起来是，一个带着一定声望的小丑——总之，理想的傻瓜）；也许他靠钻营巴结而被选中，他对权力的渴望一定十分强烈。他为期四年的主席任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独裁，是由权力狂的黄粱美梦、原始的生命力、真正的外交和组织才能组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结合体。他很快将自己看作一个至高无上而开明的君主，而他必然被鼓励追寻他的德国主子的道路。但他的德国主子们，却实实在在地玩弄他，尽管欣赏他作为一个优秀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才能。他们授予他发行货币的权力——以金属材质（像我的硬币）和官方供应的水印纸张印刷两种形式。这些货币用于支付隔离区内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们的工资，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在隔离区商店里购买他们的食物配额。这些工人的平均食物配额大约是每天800卡路里，而即使在完全休息的条件下，一个人每天的生存也至少需要2000卡路里的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