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9/26页）

这些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无前时之病，则虽得此书也不敢相信它们而独自来反对天下的习俗；如我只生了病而没有得到这些书，则无以进一步证明我所见的真确性，而可能认为那只是病中的幻想。[77]

在洪接受基督教千年王国说之前，他的价值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78]其他人也一定以类似的方式体验了某种心灵上的压力，才可能接受洪传播的教义。最容易相信这种狂想的是那些“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徘徊于绅士世界的边缘，又没有真正的地位和财富。他们是小镇上的教师、乡村大家的西席或者无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试图在这个儒教体制的国家中赢得自己的一席地位。就像洪本人，他在初试中总是第一名，却从未中过秀才。愤怒，甚至内心的狂想，使许多人转而反对这个制度。这样与人疏远的人，一般会使人转向秘密社会：神秘的道教、民间迷信、复明的梦想。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的力量源泉：西方。

密迪乐指出，每一次英国人在华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洪秀全就学习外国的基督教义。比如，在广州，在达格拉刚刚钉塞虎门的大炮之后，他正开始在广州罗孝全的浸会教堂里阅读圣经。[79]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产生了文化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如同那些排外的人们面对英国人的猛攻所产生的感觉一样。但是，即使是排外主义者，也充满着矛盾感，就像广州人既仇恨外国人，又暗自崇拜他们的军事技能。洪的思想体系显示了这种吸引力的两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维持自尊，不能简单地成为外国信条的“奴隶”。所以，他把基督教据为己有，并声称那个外国人于其中的作用大于中国人的作为普遍价值标准的新世界教义的本源，是属于他的。中国由于把自己的千年王国后的理论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将至的教义混合起来，因而打开了进入那个新世界之门。

受公羊学派的影响，洪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立了他的，也是中国的独创的乌托邦。“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天地、陆海、人类及万物于六日之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人与人之间，出身高下之间，并无差别。”[80]在这个所有人都平等的时代，中国曾接受过天父的最初教义。所以，中国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只是历史上的坏人败坏了真正的教义。汉朝亡后，那些恶魔般的进攻中国的中亚夷人拒绝和败坏了中国在大同时代有过的真正教义。“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81]。鞑靼人是使中国走向邪路和不纯的原因，给历史打上了它的印记。所以，太平天国如同所有千年王国说的信从者一样，要来扫除这个腐败的、使人类日益远离纯洁的原始教义的媒介物。

这个理论并非仅是洪秀全的发明。清朝初年，忠于明朝的顾炎武等人就认为，圣贤之道被宋代的“新儒家”败坏了。对这些生于蛮夷占领时期的经验主义者说来，周朝是一个社会典范。但是他们已没有早期儒家的相当“天真”的观点，后者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道德重生，周朝的理想制度就可以恢复。换句话说，历史只是一个有限的因素。这一派的另一位学者黄宗羲认为，好的“法律”是“自然的”，而且必须从“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样的法律会是不适当的或不能引用的。这样，历史主义诞生了。其中一些人如王夫之，还开始为发现“民族的”传统而进行了最初的谨慎的探索。他不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接受了儒家学说就自然而然地是中国人。他在《黄书》中介绍了为什么蛮夷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理论，因为孔夫子本人是反对蛮夷的。这当然不合逻辑。不论王怎么说，满族人确是很不错的儒家。于是，需要创立一种汉人固有的、新的传统。这是洪秀全的贡献。它对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幻想，是愚蠢而令人讨厌的，但对那些反满的南方人却颇有吸引力，他们在儒家的社会秩序中没有紧要的利益。“上帝划分了世界的各个王国，并以海洋做为各自的界限。这就好像父亲将财产分给儿子们，每个儿子都应当尊重父亲的意愿，平静地经营自己的一份家业。为什么满族人现在强行进入中国，并掠夺其兄弟的财产呢？”[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