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1/26页）

但是梧州的反叛仍在继续。皇帝说话算数，他终于让获得成功的叶名琛接替徐广缙的总督职位，并命令徐戴罪立功，继续平定广西地区的运动。叶决定在1852年秋季以同样的策略去对付其他叛乱地区。可是到了11月，广州也日益不安定，于是叶匆匆返回，发现省城周围正酝酿着叛乱。[89]

自从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入华中，事情变得很明显，湖南、江西将不得不依靠相对说来未受搅扰的广东在军事上及财政上的支援。至于对北京来说，叶名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对广东的控制，使广州的税收能用于平定叛乱。[90]但是，广西战役最初的费用，已使广州负担过重。到1852年9月，仅两广地区就已经花费了400万两军费。这一笔巨款（大致相当于525万美元）中的一部分出自广州藩库卖官所得的银票[91]，50万两是预定应送交北京的海关关税收入。一年以后，当政府甚至考虑向旗军付期票时，藩台还不得不命令省里的地方官各认捐一万两，上交藩库。但这只是应急的办法，还是要寻找其他的财源。1851年秋，皇帝记起了在广州进城危机中广东绅士及商人的慷慨大方，于是要求徐与叶探查由绅士支付两广军费的可能性。16个月以后，1853年3月，地方名流被要求向藩库捐献一个月的财产税。绅士们愠怒地同意了。这样收来的钱渐渐成了官方收入中的一项差不多被认可的来源。从1852年到1855年，顺德一县的地主就捐献了35万2千两，另外还交税20万两。[92]

不可避免的，三角洲地区绅士日益不安。两省的全部费用要完全依仗他们，这负担是难以承受的。[93]官府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又能怎么办？要保卫全省，就得向团练、军队付钱。可另一方面，如果广东人被压榨得太厉害，他们自己就会造反！1850年底，皇帝下令蠲免两广次年的田赋，更加剧了进退两难的矛盾。因为皇帝也希望既获得民众的支持，又能有收入。为了保证收入，并继续“榨取”百姓，广东的地方官隐匿了上谕，继续收税。但这消息迟早一定要泄露。

1851年3月底，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这个骗局，他们立即给省内的朋友们写信，宣称藩台应对没有公布蠲免上谕之事负责。因此而发生的丑闻震动了全省。新会县令公开道歉并保证加倍退还所征收的钱。有人建议所有文童拒绝参加当年的府试。抗议最厉害的是东莞县，绅士暴民包围了县衙门，要求就地退还他们交的税款。[94]县令幸运地从后门逃脱，带着钱财和官印跑到广州。在广州，他立即提出了对东莞绅士的反控诉。徐广缙决定支持县令，给绅士们来一个杀一儆百。首先，他上奏北京，要求禁止东莞的士子参加地方各级考试。然后，他把骚动首领之一，一个姓李的军功秀才以暴动的罪名投入监狱。李在狱中割断自己的喉咙以示抗议。于是东莞的绅士们发誓不再交一两税金，直到得到赔偿为止。1852年秋，徐离开广州，绅士们转而向柏贵施加压力，要求他对死者的家属予以赔偿，柏贵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0月，武科士子集于广州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李的老同年求见署巡抚，柏贵再次拒绝了他们。这一次，他们宣称将联合抵制考试，使事件引起皇上的注意。柏贵害怕，勉强让步，希望东莞县最终能平静下来。[95]

但是，抗税运动已经蔓延开了，新安及广州周围地区的绅士拒绝交纳任何田赋。1852年是个坏年景：夏天的大水毁坏了花县与广州间的许多村庄，水稻几乎颗粒无收。可是官府还要征更多的田赋、更多的税、更多的捐献。混乱开始蔓延。番禺发生了激烈的宗族械斗，秘密社团得到参战宗族的奖赏，也卷了进去。[96]所有这些——抗税运动、财政枯竭、强行收捐等等——对已经受苦的广东只是新增的负担而已。流行的团练运动、城市的混乱、乡村的贫困、社会的两极化——所有这些都堆在一起，而这时，除了山区的叛匪和沉思中的绅士，又加上了复活的秘密社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