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2/26页）

早在1843年，三合会就再一次在广州周围公开活动。首先是为了收取非法的过路钱和抢劫，其次是为了同对手卧龙会进行帮战。[97]虽然据说他们存在于全府，但他们最有力的活动是在靠近澳门的香山县东部沿海。[98]1843年冬，来自较穷些的新会、新宁县的会匪开始在那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集会。几百人聚集于一个乡村集市，岗哨拿着枪，鼓励当地农民加入他们的组织：三合会。一些农民相信入会就可以避免沉重的压榨，宣誓为会员，交付300文制钱为会费。偶尔也有整个村子为自保而入会，因为三合会靠袭击那些未受保护的村庄而维持自己。结果，低级办事员、衙门的差役、地方官府的警察都成了会员，并帮助使三合会的活动不被发现。整个1844年，局势不断恶化。看起来，什么也不能阻止三合会接管全县了。1844年冬，首领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到足以自行攻打县城了。但他们在那里犯了大错误。当会匪进城后挨户搜讨保护钱时，一个名叫郑逵鸿的当地名流与一名服丧在家的地方官招集绅士，组织团练，把三合会赶出了县城，平定了全县。[99]

1845年后，三合会销声匿迹了。他们或者被轰轰烈烈的团练运动镇压了下去，或者从广州被赶到了广西。偶尔有孤立的地方性活动，直到1853年，广州城周围潜伏的社团活动才再次公开出现。

如果说1852年是农业的坏年头，1853年则是城市商业的坏年头。从1848年开始，广州就处于最严重的金融紧缩之中[100]。更多的脚夫、苦力和洋行买办失业；与此同时，农村那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农民也感到租税压榨甚于以往。城市中的失业者与农村中的佃农开始加入三合会。他们注视和等待着某种未确定的东西。在厦门、上海及广州周围地区，三合会慢慢地确认时机到了，政治世界将要经历一次伟大的改朝换代。

由于感觉到了这些，叶名琛的官府在1853年初春试图散布英国人打算重提进城问题的无稽谣言。当局显然企图用对洋鬼子入侵的忧惧，作为春节期间采取治安预防措施的理由，并促使农村中的各阶级团结起来。但是已经太晚了。1853年4月26日，广州大街上出现了首批反官府的传单。到6月时，三合会已经在三角洲周围的村庄发动几次小的起义，而且发展到开征税课的程度。光天化日下的抢劫、绑票成了家常便饭。随着混乱的扩展，几乎天天都发生官民冲突。成群结伙的盗贼搅扰着东莞、新会、顺德、香山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日益逼近城市。广州城内恐慌蔓延。大米奇缺，囤积盛行，以致省政府不得不禁止米商再提高米价。到了10月，数以百计的三合会员出没于城郊，抢劫掳掠。省城似乎没有任何防卫力量。因为叶名琛一直害怕太平军会突然折回江西或福建而进入广东，所以他把广州一大部分驻军调到陈岭与梅岭的通道上。但是，感谢城市“管理”与团练组织的重建，大部分帮会已被赶走了。城郊变成了武装营地，到处是结实的路障、雇佣的治安巡逻兵、武装的房主。[101]

同月，广州城附近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虎门的职业赌徒和赌场老板与警察发生纠纷，因为后者要索取高于常例的贿赂。于是赌棍与老板同那时已占领了上海、厦门的小刀会的一个分支结盟。在同警察进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斗争之后，会员们终于进行公开的对抗。他们越过乡村，指向坐落在东江上的距广州75英里的惠州。[102]

叶名琛还没有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同惠州的联系就被切断了。粉碎叛军的尝试遭到惨败。不过，至少到11月份时，叛军似乎被遏制在惠州地区。如果不是东莞附近小刀会造反者的出现激励了好斗的宗族恢复抗税运动，秩序也许就重建了。这一次，那些比较贫穷的宗族与秘密社会结盟。叶决定杀一儆百，以免全省效法东莞县抗税的违法行动。1854年1月，他派广州知府前往东莞作一次特别旅行，就那里日趋危险的局势提出报告。知府建议采取严厉措施并着手逮捕和处死那些背离国教的宗族的成员。像以往一样，局势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管束的旗兵扫荡了整个的村庄：男人、妇女、儿童被杀，房屋被毁。痛苦、不满，民众的愤怒增长起来。[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