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版引言（第3/6页）

台湾，怎么会例外呢？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不过是在1962年明火执仗、营垒分明地爆发了又一轮中西文化论战，不仅打笔仗，而且诉诸法律，名副其实地大打官司。李敖在这两个战场上，都是胜利者。

而李敖异军突起，用他罕见的博闻强识，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聚讼纷纭的论争，旗帜鲜明、生动活泼地指证死守传统、夜郎自大的儒者的病症，计十一种，如下：

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传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

李敖认为前“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中间“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最后“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李敖又指出以上病症的四个病因：第一个是“泛祖宗主义”；第二个是“浅尝辄止的毛病”；第三个是“和经济背景脱节”；最后，第四个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

是的，李敖也难免失误。一是重蹈胡适的覆辙，一度赞成“全盘西化论”。胡适1935年3月发表《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文章，三个月后即加以修正，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说“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李敖在（20世纪）60年代坚定地主张并绝对肯定“全盘西化论”，用他的话说是“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有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胡适三个月纠正的错误认识，李敖花了几乎近三十年。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敖才声明：“我所谓‘全盘西化’只是充分地世界化、现代化，并非百分之百，这是语言在运用时无可避免的限制。”

然而，在李敖，这不是语言运用问题，他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是赞成一种“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的理论，“文化是没有选择性的”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

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历史悠久的文化，更不是“完全的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照旧说是儒道佛三家及其错综复杂的互相渗透。依我看，旧说中的道家，它的“始祖”及“主将”的老庄，和道家是根本不同的。老子和儒家一样，主张治世，不过方法不同。而庄子是独立的一家，主张以生命为本体和本位，“顺乎自然”，“完身养生”，既不讲治世，也不讲求长生不老的仙道。而且每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将分化，都是派别林立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韩非子已经指出“儒分为八”；荀子且指责孟子离经叛道，是孔子学说的罪人。文化的“完全的整体”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而且，文化的变革、发展、移植，从来是有选择性的。儒家经典的《礼记·大传》早已指出：“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几千年来，这一个半世纪之间，我们的度量衡、文章、正朔、服色、徽号、器械、衣服，哪一样没有变革？而且变革得层出不穷，变革得彻头彻尾。关键在于，这不过是文化的枝叶罢了。“其不可得变革者”，才是根本，儒家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这就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也。“亲亲”是血统论，“孝”呀“悌”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只能用夏变夷而不可以夷变夏呀的一套。“尊尊”“长长”是一长制，在家是家长制，在国是君主制，在“天下”是帝王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男女有别”是男尊女卑，“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归根结底，无论从血统、从性别，从社会、国家，统统把人纳入严密的有上下、有大小、有贵贱的一长制体系，消灭个人独立的人格，建构人身依附，一级一级制驭着的制度、圣道、文化，必须坚持，“不可得与民变革”的文化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