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党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第4/6页）

对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141]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因为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写信和发表文章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逮捕审判和关押是政府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最常用的另一种方法，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起到震慑作用。

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12月11日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宣称：“12月5日的游行是政治上有害的反苏行为，事情有时发展到这样的关头。例如在莫斯科，一些青年人走上街头散发所谓的‘告公民宣言书’；一些小组在广场上喊出了煽动性的口号。形式上讲这些活动没有犯罪成分，但不果断制止这些过激行为，可能产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局势。”^[142]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66年2月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二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又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逮捕审判了А.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А.金兹伯格等人的Л.鲍戈拉兹和П.李维诺夫，以及反对苏联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而游行示威的人。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143]

即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曾经被苏联监狱长期关押，其父是著名的苏联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时事纪事》的一些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