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党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第2/6页）

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131]报告提出应该继续加强揭露并取缔对青年企图施加影响的各种组织，加大预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行为发生的力度。}

与此同时，政府还利用自己领导的各种文化团体和协会以及出版检查机构来强化社会监控的职能。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正因为这样，索尔仁尼琴才在《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强烈要求“在作协章程的22款中应该明确表述，作协将保证为自己的遭受诽谤和不公正迫害的会员提供所有的保护，保证杜绝违法现象的再度发生”。^[132]

从上述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相当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希望通过正面宣传和控制来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土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思想宣传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视而不见，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实际执行的决定不超过十分之一。”^[133]

（二）“思想颠覆”罪名与建立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开展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尽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总是把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看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134]

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第190条。其中第1项规定：“经常口头散布虚假谣言，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机构；制作和传播书面和其他形式具有那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100卢布”；第3项规定：“组织并积极参加有组织活动，粗暴违反社会秩序或者有明显不服从政府代表人员的合理要求，或者引起干扰交通运输、国家、企业正常工作后果的，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100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