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4：后勤和供应（第2/7页）

这种普遍情况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罗马帝国境内，一个是中国的某些地方（虽然中国国内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道，特别是608年兴建的京杭大运河）。建筑了罗马国内道路的罗马军团正是靠了这些道路才成为帝国行使权力如此有效的工具。光是在罗马帝国的非洲省份，即从现代的摩洛哥到尼罗河流域这块地方，考古学家就发现了10000英里宽窄不一的公路；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意大利也修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罗马的将领因此可以精确地计算从军需仓库到作为补给站的兵营之间的行军时间：从科隆到罗马需67天，从罗马到布林迪西要15天，从罗马到安条克则要124天（包括两天的海上航行）。然而，罗马邻近的帝国却都没有能和罗马相比的道路，就连地处平原，修路相对容易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望尘莫及（亚历山大大帝的“皇家大道”根本达不到罗马的标准）；罗马的行政管理在5世纪解体之后，它宏伟的公路体系也逐渐失修老化。罗马公路体系的衰损意味着后来的1000多年内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可能进行远距离行军。比如，9世纪中期，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军队从萨默塞特出发迎击丹麦人时，沿哈德威（theHardway）的行军费尽力气。那是一条泥泞不堪的小道，和罗马人用过的道路没有连接，尽管400年前罗马人在那附近建有几条出色的公路。

没有道路，军队就无法用车辆运送给养，除非车子坚固无比，所以只能靠船或牛；从公元前15世纪（有在今天波兰的考古发现为证）到19世纪初的印度和西班牙，公牛是最常用来拉车和驮物的牲畜。威灵顿在印度和西班牙作战时，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寻找“好公牛”。他在1804年8月写道：“如果没有驾驭得当、照料精心的牲畜，部队就不可能快速运动”；在那之前他在印度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军事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军需供应；打仗不难，打胜仗也不难，有时可能会损兵折将，有时也可能不失一兵一卒；但要达到目标，必须解决吃饭问题。”威灵顿手里有钱，可以多买牛只；对他来说，牛的好处是既可以运东西，也可以杀了吃，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别的统帅很少有像他那样不缺钱的。一般来说，牛太宝贵了，不能宰了给战士当伙食，而这就自动限制了军队的速度和行动范围。

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威灵顿一样，依靠大小公牛来为行军的部队运送军需，但是，他的战术活动范围不能超过离通常设在海上的补给仓库8天的行程，因为一头牛这段时间内会吃光它自己驮的草料。结果，亚历山大要长途作战，就必须要么不能离补给舰队太远，要么派人打前站去买粮食并找人捐献买粮食的现金或做出担保，保证胜利后再支付买粮食的钱；一些见利忘义的波斯官员看到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进攻气势如虹，都争先恐后地和亚历山大做交易。亚历山大离家最远的一次行军是公元前326年从印度河到俾路支斯坦的莫克兰，为这次300英里的行军，他准备了52000吨的给养，足以保证他由87000步兵、18000骑兵和52000杂役组成的大军4个月之用。因为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牲口队就会吃掉所驮的草料，士兵也会吃光自己那30磅的给养，所以亚历山大依靠沿印度洋海岸随军前行的补给舰队提供给养，并指望季风带来的雨水补充河水，因为他的军队要在大河入海口获取饮用水。这个后勤计划非常周全。补给舰队上的粮草如果定期卸货分配，本可以为他的军队提供充足的给养。但是，那年的季风把亚历山大的舰队阻在印度河口难以前进，结果他的军队在穿越俾路支斯坦沙漠的行军中损失了 3／4。

这个灾难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后勤对作战的影响之巨大；即使算无遗策、才能出众的将领也必须依靠后勤。它也残酷地证明了威灵顿的格言：“要达到目标，必须解决吃饭问题。”在古代和近代之前，除了在帝国公路网所及地区活动的罗马军队或挨近水上供给线的军队之外，没有哪个将领能带兵出外作战而不受后勤的制约。即使是罗马人，一旦到了公路的尽头再往前行照样一筹莫展，而人数众多的大军哪怕是在自己控制的土地内都有可能缺粮，1809—1813年间拿破仑的将帅在西班牙就遇到了这种情形。军需方面的困难很大部分来自食物的易腐性，这个问题为各个地方、各个时代所共有，直到19世纪发明了罐头和人工食品。历史上的军粮主食一般是烘干的谷粒或谷物磨成的粉，副食有油、猪油、奶酪、鱼露（这是罗马军团饮食中一项重要的调料）、葡萄酒、醋、啤酒，可能还有肉——或者是腌制风干的肉，或者是现吃现宰；战士们就靠吃这些东西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军粮也缺乏人体所必需的新鲜食物，所以在缺乏新鲜食物的情况下，士兵就和远途航海的水手一样，容易因营养不良而生病。抵抗力的减弱会引发流行病，在集结准备作战的等待期间或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