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重新解释三个中国（第6/9页）

既然由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谈到了文化，那么我愿在此坦言我的当代中国文化观。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展史源远流长的国家之一。而此点，每使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于中国近当代文化状况，持有特别自以为是的心态。

我们承认我们在经济实力方面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科技方面显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全民文明素质方面亟待提高……我们常言要缩短这样的差距，要缩短那样的差距，需补上这样的一课，要补上那样的一课；但是，一论及文化，我们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们唯独没有什么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们唯独没什么课应该补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们在文化方面，决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优越着。

而我以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对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从18世纪末起，贯穿整个19世纪，对20世纪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史称启蒙文化。启蒙文化所要弘扬的，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想，进而影响了人类方方面面的社会学思想。因而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于人类的思想。没有每一个公民特别觉悟和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和实际获得，“以人为本”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正是在此点上，中国近当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宝贵的一课、基础性质的一课。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还处在晚清没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的时期，我们刚刚开始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五四”启蒙。此后中国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五四”启蒙近乎夭折。1949年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化，由当时的政治理念所决定，不可能成为一种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为一种排他主义的、抵制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诸国，当时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亦取同样不屑的立场和态度。在中国，1949年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文化。到了“文革”时期，连水杯和枕巾上也体现着阶级斗争文化的强烈特征了。“文革”结束，新中国的文化史已然与它的政治史重叠在一起整整27年了。中国当代文化，曾经本能地试图进行第二次人文主义的初级启蒙，然而同样是功亏一篑。当40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的时候，中国始终没能较成功地补上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一课。而斯时的西方文化，早已进入了后人文主义时期。而斯时距离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时期过去了将近200年。当中国文化准备抓住机遇实行第二次人文主义文化启蒙时，先是文化的商业时代席卷而至，后是文化的娱乐时代轰然到来……

诸位，我并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并没有过什么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径。我只不过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认为应该有人指出它的客观存在，应该有更多的人正视它，应该有更多的人齐心协力，来为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化补上那宝贵的一课。

前任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我们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触。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长。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先生，曾是我作为影视工作从业者的最高领导，也是我们极为尊敬的人。中国文化部在近20年内，为中国做了许许多多难能可贵的文化发展工作。但怎样尽快补上人文主义文化的重要一课，不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当是中国一切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我要进一步指出那宝贵的一课。

如若不以虔诚之心来热忱地补上，则我们必然总会在政治、经济、科技、商业、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面看出先天素养不良的种种缺失。同样，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两方面，每见急功近利的种种现象，也实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优良的气质，乃是人文主义的气质。它衬托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也必然体现在建筑和规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