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重新解释三个中国（第7/9页）

（二）

言说中国之一切事情，一切问题，往往无法摆脱一个大前提的困扰，即中国是一个13.7亿人口的国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众多的国家。19世纪初，全世界的总人口也不过才16亿多一点点。这么一对比，我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往往会使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1949年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20年里，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根本不曾有什么城市建筑、城市规划的总体性业绩可言，而只不过仅仅有过一些个别的、具有时代标志意味的城市建筑物罢了。它们矗立在极少数的大城市里。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筑。以我的家乡哈尔滨市为例，上个60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厦”，高8层或12层，当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区最高的建筑物。同时还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谊宫”，它是市里官员接待中央首长和会晤尊贵外宾的场所。以现今的星级标准来评定，当年它们大约勉强够得上“三级”。一个国家的普遍的城市30年间没有更换过城市建筑，这在欧洲某些国家司空见惯。因为他们的城市里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筑物几乎一律是坚固的砖石结构的；而且，他们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几十年内保持在一个不飙升的平衡上。但中国不同，从南到北，居民社区基本上是土木结构的。有些是“大跃进”时代的“突击成果”。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触目皆是的危旧房，解放后，大部分根本不曾获得任何改造和维修。每一座城市里，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十之七八要么是解放前大官僚、大军阀的豪宅，要么是殖民主义和列强侵略的佐证。细分析起来，我们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实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们土木结构的、经得起百年以上风雨的建筑其实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义和列强侵略的佐证性建筑物，却在我们的城市里坚如磐石；想想吧，毛泽东同志解放后仅到过哈尔滨市一次，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处，却是沙俄时期驻哈铁路官员的俱乐部改成的“中央首长招待所”。哈尔滨市后来建起了“北方大厦”和“友谊宫”，我想与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开的。然而新中国的人口，却已由1949年的4.5亿激增到了60年后的13亿。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现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们睡觉的地方，往往是厨房里锅台后，比公共浴池里的床塌还狭窄的几条木板拼搭的所谓“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被炉盖子烫伤了，煤气中毒身亡了……诸如此类的事我小时候真是听了一起又一起。在许许多多的城市里，到处是比欧洲贫民窟更贫民窟的城市居民区，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实都是一个极为随意的概念，它往往只意味着市中心的一小片区域和周边几条主要的马路。我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儿子，我少年时期经常做的一个梦是终于在哪儿偷到了一盆水泥。因为我多么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锅台抹上薄薄一层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30岁了，已经离开我下乡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经从复旦大学毕业了，已经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两年了——我首次从北京回哈尔滨市探家时，那个梦想都没有实现。那时已经是1981年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关于水泥》，以祭我那少年梦。我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曾是建筑业的群英会代表，他的一项发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种黏土再掺上煤灰、骨胶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学时，一位老师曾将一块砖带进教室，放在课桌上，兴奋地指着它告诉我们：“看，我们新中国也造出了耐火砖！”而我和我的同学望着那一块砖，像望着一块金砖。1985年我又回到哈尔滨一次，那时我少年时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26年来的所谓的家，前接一点儿，后接一点儿，住着三个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个生精神病的哥哥，总计12口人。因为我回家了，弟弟只能在单位借宿。我们全院一共九户，都是居住情况相差无几的城市人家。整条街都那样，前街后街也那样。全哈尔滨市有八九处少则数万人口多则近十万人口的、居住状况令人潸然泪下的如此这般的居民区！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