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9/48页）

应该承认，她们当年像一种黏合剂，以女性特有的感情色彩和非常浓厚的方式，紧密了底层民众，起码是底层家庭妇女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一点她们做得比当年的男性们出色得多。如果没有她们深入的、经常的宣传鼓励和教化，家庭妇女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其实是极为松懈的，只不过经由街道和居民组的妇女干部们发生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罢了。

以上三类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女性，在第四类知识女性们面前，又不能不一律地肃然起敬。

这第四类知识女性，便是首长们的夫人。她们中不少人革命资本雄厚，本身又往往是处级干部。20世纪50年代，一个是处级干部的女人，在寻常人心目中，本身已接近高干了。想想嘛，她在部队里是团级！而且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处级干部也的确是高干的初级——十三级。即使她们不是处级，是科级，也往往是身居要职的科级。她们的丈夫，又往往是局长、厅长、省市党政机关的部长们，甚至是省市正副职领导们。

所以，她们身上往往既有官气，同时也有官太太之气。哪怕她们是温和待人的女人，也难以全部掩饰起身上的官气和官太太之气。为官不能半点儿没有官气。但官气在她们身上，由于官太太之气而有时表现得盛气凌人。可以这么认为——她们比自己的丈夫们更早地从内心里消除了“百姓”这一概念。

20世纪50年代，除了庞大的家庭妇女群体，除了以上四类知识女性，当然还应提到那些工人女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以及从事教育、卫生、文化工作的女性，她们皆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女性。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政治化的国家里，“第一代”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幸。这荣幸当年通过各种方式灌输进她们的头脑，并在她们的头脑中发酵为极其强烈的自豪。如今我们稍微一想，其实“第一代”并不意味着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因为这世界一向经常产生着方方面面的“第一代”，但当年她们可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稀松平常地去想。如果当年有人将我们现在这么稀松平常的想法告诉了她们，她们定会生气，甚至会认为我们思想反动……

荣幸加自豪，使当年的中青年（青年居多）职业女性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都尽量以出色的敬业表现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当年因工作不出色而受批评，哪怕仅仅受到班组长的批评，也是一件无比严重的事。而且，无疑是让人觉得羞耻的事。她们中，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的平凡而妄自菲薄的人是极少的。谁头脑中存在这样的不满意或不满足，谁就被认为“思想成问题”，而一个女人若被认为“思想成问题”，那么即使容貌姣好，人也很“成问题”了。

她们对荣誉的要求都相当强烈，体现在争当先进、标兵、模范、“红旗手”等方面。“名利”二字，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实际物质内容近乎虚无。即使有形，无非一个小本儿、一条毛巾、一支笔而已。但一张纸上如果印了“奖状”二字，它会使当年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内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努力工作才配获得它，才算对得起它……

每年国庆节前，她们中有些姐妹被挑选出来——当然首先是获得过奖状的和年轻漂亮的，进行集体操练。于是她们出现在国庆那一天的游行队伍中，身穿整齐划一的行业服装，列成方阵，手拿纸花或小红旗，一边挥舞，一边呼喊庆祝口号。她们手挽手，挺胸昂头，尽量跨出比男人的方阵更豪迈的步伐，尽量呼喊得比男人们的声音还响亮。后来这一传统的庆典方式嬗变为每年一次的庸俗的公开的政治表演。但在当年，尤其对于那些女性而言，豪迈乃真情怀，亢奋乃真精神。她们虽不见得生活得怎样幸福，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差不多最幸福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