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4/7页)
可是,在军事紧急而人力又严重不足的状况下,要保证前方的兵员供应,巧妇又如何能奈无米之炊。
普遍存在的强迫扩红大大影响了红军的素质。在扩红过程中,为完成指标,地方经常是“胡乱收罗”,各地扩红“很少注意对质量的选择,只是为着凑人数乱拉,以致扩大新战士,妇女小孩要占五分之一,甚至有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51]于都工人师征召的三千人中,老人、孩子有122人。[52]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兴国模范师成立时,5161人的成分为:成年占65.8%,青年占34.2%,上了岁数的成年人占大多数。[53]福建上杭1932年10月扩大红军567人,其中31岁以上的120人,18岁以下的86人,两者相加占总数的40%。[54]这一比例随着苏区的不断扩红还在增高。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1%,40岁以上的占到4%,相当部分人员在30~40岁之间。[55]这些人多已有家累负担,体力也不如青年人,以其为主组成的军队,凝聚力和作战力无法不受影响。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来不及必要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国民党方面资料记载: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有些新兵“仅训练六天,即被解到前方,补充、参加作战”[56]。蒋介石则观察到:
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57]
中共方面有关记录也不避讳训练不良的事实,高虎脑战斗中,战斗在前线的红三军团四师新兵众多,“许多人还不会投掷手榴弹”。[58]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在部队发生逃跑问题后也总结道:“干部太差,我们派去的工作人员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红十三师战斗力应属中上,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59]由于缺乏训练,“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队中‘正常’减员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60]
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被压缩,这使本来就异常缺乏的人力供应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为准备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苏区中央又于1934年9月提出一个月内扩充3万红军的目标。[61]面对这样奇高的指标,基层为完成任务,除强迫命令外实在难觅他路,而这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在红色首都瑞金已有“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62]对于一个在群众中生存的政党和政权,这样的现象出现,真可谓是几多伤心、几多无奈。
(2)物质资源
中央苏区大部分位于山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近代工业很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多以苏区出产农产品换取。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后,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渐显露,许多当年曾在苏区者都能回忆起苏区物质资源的困窘局面:“红军供应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63]这其中,莫文骅的两段回忆颇为生动:
有一天,我师一位团长对他的小勤务员发火,勤务员不高兴地说:“你再发火,我明天不给你手巾洗脸!”原来,这位团长已经很久没洗脸巾了,常借用勤务员的洗脸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