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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2/7页)

有限的总人口背后,还有不能不正视的人口比例的失调。苏区建立后,经过连年“围剿”与反“围剿”的征战,青壮年资源损失巨大。当时有材料显示,经过累年的输送军队,1933年初中央苏区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8]为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又大举增兵,1933年5月,江西扩大红军26520人,兴国一县即达5638人。5月至7月,总计扩大红军约5万人。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出现重大人员消耗,虽然兵源已十分有限,红军仍不得不继续增兵。自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总人数为112105人。其中1933年8月扩大6290人,9月扩大5868人,10月扩大2214人,11月扩大1958人,12月至1934年1月扩大23258人;1934年2月扩大5865人,3月扩大3344人,4月扩大2970人,5月扩大23035人,6月扩大29688人,7月(至15日止)扩大2457人;其他扩大5467人。[19]这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等,除去不能参加红军的地主、富农及病残人员,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国民党方面占领苏区后的调查,临川、南城、南丰等县壮丁人数均不及全体人口的20%,南城只占15.49%,[20]这些只是苏区的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的比例更低。兴国第二区第一、二两保共720人中,壮丁只剩下67人。兴国第二区原有3万人,红军长征后统计只剩1.3万人。[21]这其中,固有些是逃亡未归者,但大多数是由于军事、政治因素的减员。瑞金、兴国等县仅在后方充任夫役人员死亡数即达百人以上,其中年龄最大者为64岁。[22]

毛泽东1933年底在兴国长冈乡和福建才溪乡的调查,也证实了当时苏区兵源穷尽的现实。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23]近80%的比例,已是可征发人员的极限。当然,长冈和才溪是先进乡,不完全反映苏区大多数地区的状况。更具普遍意义的数据显示,1934年年中,中央苏区“红军家属的人口一般的占全人口的一半,在兴国、瑞金、太雷、杨殷、上杭等有些区乡已达三分之二”。[24]石城全县人口13.6万余人,其中参加红军者16328人,[25]这在苏区尚不能算是很高的比例,宁都全县人口273652人,[26]其中男性138779人,女性133872人,有56304人入伍,参军比例达到全体男性的40.58%,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耗去了苏区最宝贵的人力,同时繁重的夫役负担对留在后方的农民和干部也是沉重压力,像福建寿宁县就有“赤卫队一千多人脱离生产”,导致“农村破产(无人耕田种山,粮食恐慌)”。[27]宁都“固村、梅江发生不去当运输的打他的鸡子,竹窄嵊、丸塘乡用捆绑的办法,东山坝,特别是洛口,不去当运输的罚苦工,禁闭;城市、洛口无力担扛的抽担架税,出二毫三毫十毫不等”。[28]好在苏区妇女许多都是天足,可以承担相当一部分任务,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运粮食,抬担架基本上是妇女”。[29]

青壮年男子基本离开土地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30]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更多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31]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主要因劳动力缺乏,苏区出现大量荒田,长汀水口1932年间“一个区荒田有五千七百担”。[32]1934年初,整个中央苏区荒田达到80万担,“单在公略一县,就有二十八万担”。[33]胜利等县的统计数字也相当惊人,到1934年6月,没有莳禾的田地“胜利有三万四千余担,万太有二万五千余担,洛口吴村区有一千五百余担,博生梅江区二千余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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