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3/7页)
由于后方劳动力缺乏,苏区中央制定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有些地区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被迫弃耕。1934年春耕中,“全苏区大约有二三万担红属的田荒芜着(瑞金全县红五月底止,约有二千七百余担田未莳)……原因除了当地耕田队的消极怠工以外,有些地方确实是因为劳动力缺乏”。[35]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36]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37]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有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38]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39]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40]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不断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红军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41]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只完成计划的20%。[42]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43]“太雷县青年男女可以加入少队的只有6135人,而省队部规定它发展到8千人。后来龙岗、石城也发生同样现象。”[44]这种屡屡出现的发展指标大于实际人数的状况,当然绝不能仅仅用所谓工作失误解释。
一方面是前方需要大量补充,另方面是后方已经罗掘一空,扩红难免不陷入强迫命令的窘境。于都军事部长陈贵公开说:“不用绳捆,有什么办法扩大红军?”[45]对普通群众,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46]宁化县扩红时,强迫成为主要方式:
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的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去。[47]
扩红的压力使各级干部日子也不好过,许多干部因完不成任务遭到各种各样的处罚。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的严重现象’”。[48]江西“龙岗少共县委宣传部长到一个支部去开会,什么都不说,只一声命令,支部书记限三天完成突击,否则杀头,结果这个支部书记找不到出路吊颈死了”。[49]扩红中出现的问题,张闻天当时就有充分的注意:
扩大红军工作中,强迫命令是常见的事,如若谁一次开了小差,那就非绑起来不可……这种命令主义,在党的领导者与党员同志中间也是常常发生的,曾经为了要支部同志报名当红军,支部书记将支部同志整晚关在会场上不放的这种奇怪事情……扩大红军中间,如若我们完全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必然是群众的登山,群众的反抗。[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