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8/19页）

华盛顿不仅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更是对此再三强调，由此可以推知，早在18世纪晚期，美国各地区之间的鸿沟就已在不断扩大。他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部分原因是“党派性的危害作用”。事实上，让他深感担忧的“北方的和南方的、大西洋的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地域歧视”早在党派政治出现之前，甚至美国建国之前就已存在。在这一点上，约翰·史密斯船长比华盛顿发现得更早。早在1631年，史密斯船长就意识到切萨皮克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和。他指出，有些人“会宁愿毁掉新英格兰来发展弗吉尼亚，另外一些人则宁愿失去弗吉尼亚来维持新英格兰的发展”。华盛顿敲响的警钟早在100多年前就已被敲响过——史密斯船长指出这些殖民地最好还是致力于“互促互进，共同抵御一切可能的不测”。当然，这些殖民地并没有这么做。即便在这个新国家对宪法进行辩论之时，莫里斯总督还在感叹“人们忠于自己的州，只在意自己州的利益，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祸乱之源”[14]。

后人可能夸大了史密斯和莫里斯的先见之明。事实上，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赴美考察，也得出了当时的联邦政府弱于各州政府的结论。他指出，美国“联邦这样一个庞大的联合体却并不能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主义的对象”，而各州则“具有范围明确的地域，有财产、家庭、遗风、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理想”。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爱国主义“仍然针对各州，还不会延及联邦”[15]。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1860年就得到了验证——那一年，美国遭遇了联邦解体的危机。而华盛顿提出的警告似乎并未引起美国民众的注意。在他离职时，美国还是以农村人口为主，与杰斐逊通过发展农业维持道德和物质生活稳定的观点相符。当时的人口也以年轻人为主，18世纪晚期时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不到16岁。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至少有一些革命一代的子女活到了看着自己的民族传承解体的一天。联邦党人曾经坚信扩张能够保障美国的未来，但到了18世纪中期，扩张似乎即将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

1796年，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这次选举的特殊之处在于，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来自不同党派。相比之下，北部各州主要支持亚当斯、西南各州偏向支持杰斐逊的这种地区性差异在后来形成一种模式，在如今来看已不算罕见。在美国许多的结社组织之中，政治党派成为最主要、最有势力的一种组织，导致许多州内冲突上演到国家层面，国家冲突也蔓延到下属各州。反对党得到政治结社的支持，又有许多新增的党媒出版渠道，从而开始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1796年大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则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1824年之前最后一次由南部地区——确切说，是弗吉尼亚——以外的人执政。约翰·亚当斯和1824年当选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不仅都来自马萨诸塞，并且还是父子关系。一直到1828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成功当选，才终于有了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地区之外的人出任总统。

亚当斯在任期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停滞不前。在此期间，某些方面的发展仍在继续，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者说是一个世纪里，这些发展愈加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发展则直接走到了尽头。1800年亚当斯离职、杰斐逊继任之时，联邦党已经磨损不堪。1799年华盛顿的逝世让他们失去了最有力也最受欢迎的标杆，联邦党内剩下的只是一群明显蔑视“人民”的政客，难以在未来的民选中获得成功。美国人更喜欢杰斐逊将他们视作独立、勤勉的农民，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