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6/19页）

美洲还在殖民统治时期时，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会员就曾以“粗野无知、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及其“野蛮性情”为例，指出任何没有准备好向公民灌输知识和艺术的社会都可能会面临这种威胁。他们深信出版物能够发挥预防作用，“消除这种可能降临的邪恶”，“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类似的境地”[8]，而该图书馆协会的创办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到共和制建立初期，这种“土著化”的风险也许已经降低，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另外一种威胁：来自英国的知识、文学体系的牵制。

这将会成为美国人长久关心的问题。诺厄·韦伯斯特将这个问题通俗化，便利地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先后出版了拼写课本和韦氏词典（1806年）。詹姆斯·威尔逊说服宾夕法尼亚批准宪法的时候，也强调美国的“国家重要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发展上的领先地位”。然而英国作家、教士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曾在1820年发问：“四海之内，有谁会读美国书？”面对英国评论家的嗤笑，美国人只能畏缩不语。但美国的首位超验主义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3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依赖旁人、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这次演讲后来有时也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宣言》”。十年之后，著名记者、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却又给出了不这么乐观的说法。她评论说，尽管“我们在政治上独立存在”，但“我们在文学艺术上与欧洲的关系仍然和殖民时期一样”[9]。

民间结社和文学社团都在努力让这个新国家摆脱殖民时期的阴影。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结社为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实质上都是民主辩论团体。那些志趣相投的美国人，都带着自己的追求——不管是职业追求还是政治追求、实践追求还是娱乐追求、当地追求还是国家追求——聚集在一起。但这种“结社的原则”也不是完全积极正面的：它既能带来团结也能造成分裂，既能巩固这个国家也能破坏这个国家。美国人通过许多的自发结社行为创造了一种反联邦制理念，同时也对美国的联邦制建国之本发出质疑。更多相关的重要原则开始形成、巩固，这些凝聚在政治、改革和地区等议题上的原则给美国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开始，美国的政府管理只有一种政治视角，即联邦党人的政治观。尽管反对联邦党执政的声音的确存在，但还没有形成另一派政党。最初，政治和民族感情都凝聚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身上，而构建有效的行政制度和可行的经济纲领的担子都落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攥在——华盛顿的前副官、后来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手中。汉密尔顿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1790年）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虽然在观点上没有《独立宣言》或者《宪法》那么鼓舞人心，却也至少巩固了后者的成果。他提出的经济政策强调征收关税来保护新国家的新兴工业和贸易发展，为内部——主要是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保障，这些观点也为后来19世纪30年代的重商主义“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打下了基础。

但也有一些人对汉密尔顿的观点持异议，其中以杰斐逊尤甚。汉密尔顿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得到批准后，杰斐逊即向国会请辞。1785—1789年，杰斐逊担任驻法大使，因而未曾参与制宪的辩论，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美国的发展方向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汉密尔顿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认为关税、内部地产增值、银行这些现金交易关系对于共和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杰斐逊理想中的共和国是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社会，独立——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用奴隶，虽然杰斐逊从未提出这一点——在各自的土地上耕作，而不必受汉密尔顿所提出的现金交易关系的牵制。和反联邦党人士的关切一样，杰斐逊担心汉密尔顿的各项措施会让这个新国家很快又重返旧世界，而它曾为逃离那个旧世界奋斗了如此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