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10/19页）

毫无疑问，这种倒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终止奴隶进出口贸易只是提高了美国本土奴隶的价格。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种田能手”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奴隶价值约500美元。到了50年代，其市场价几乎已经达到原来的三四倍。美国内战前夕的内部奴隶贸易每年转卖的奴隶约有8万、贸易额约6000万美元。当然，这种贸易的真实成本的支付者其实正是奴隶自身，他们困在这种尤其令人揪心的变相现金交易关系之中，而汉密尔顿曾经是那么的相信这种关系。遭到转卖的奴隶往往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分开，最残忍的情况是被迫与伴侣和孩子分开。他们要么被蒸汽船运往南方，要么被绑成“一队”，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被迫行进漫长的路程，沿着连接纳齐兹、密西西比、纳什维尔和田纳西的纳齐兹古道一路向南。

这些奴隶从偏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奴隶园被倒卖到密西西比州这类最南部地区严苛无情的大型奴隶种植园，在路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是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奴隶，他逃到北方获得自由，摆脱为奴的命运，历经风雨，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作家。他在书中描述了奴隶运送的残忍过程。当时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少有关注，但在如今看来，其残忍程度却会让整个美国感到不安。布朗目睹“奴隶被装在一艘南方蒸汽船上，驶向棉花或蔗糖种植园地区”。他回忆说，“尽管那些奴隶每走一步，锁链都哐当作响”，所有人，“甚至那些乘客”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布朗从亲身经历的角度记述了奴隶贩卖的细节，如老奴隶的头发被染黑以在未来买家面前显得年轻些，同时又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他们悲惨的倒卖经历，因此他这本回忆录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他还特别讲到有一次在船上，“一个女人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不想再活在人世，在灵魂的痛苦之中跳船自杀，淹死在河里”。因此，奴隶将那些倒卖者称为“驱魂者”。[16]

布朗的著名自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一个逃亡的奴隶》于1847年由波士顿反奴隶制协会出版。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布朗“是局内人，他进入过奴隶制的密室，他的灵魂上留下了奴隶制烙铁的烙印”。这块烙铁也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的灵魂留下了烙印。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敏锐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当事者奴隶而言，奴隶制是一种“社会性死亡”[17]。奴隶制影响的不仅是奴隶，还有美国的自由黑人社会以及白人社会。奴隶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远非南部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劳动力进行剥削这么简单，而是美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些北方人的确试图伪称奴隶制是南方“特有的体制”（这里的“特有”仅指南方专有，并非指其特殊），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么说只是自欺欺人。正如一个南方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史就是奴隶作为商品的历史”[18]。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人购买的商品、交易的货物、饮用的咖啡里，奴隶制都无处不在。在爱默生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在1844年纪念英属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是奴隶制的同谋。鉴于非洲“很遥远”，他问道：“即使在非洲海岸制造些不愉快的场景又有什么要紧？”在美国国内，北方的那些人可以避开奴隶制的现实，至少如果“有人提到杀人、疯狂、通奸或是非人的折磨”，美国人仅仅会“把教堂里的钟敲得更响”。只要奴隶生产的糖、咖啡和烟草“品质卓越，便没有人会尝出里面的血腥味”。[19]

然而，早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那些在北方掩盖奴隶制现实的教堂钟声就在南方以及国会发出了更响亮刺耳的声响。当时的各种关切使得美国愈加难以继续避开1787年的制宪会议留下来的优柔寡断。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曾指出美国“虽然揪住了狼耳朵，却没法完全抓住它，也没法安全地放它走”。关于奴隶制的探讨不断涌现，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像杰斐逊一样试图保持平衡，想要在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追求与生活中的奴隶现实之间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