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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格雷戈对这个电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个朋友，《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最近访问过纽约，麦格雷戈问他是否听说《纽约时报》有人叫弗里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这该死的傻瓜，”比奇说，“他是国际新闻主任。”

在做了点研究后，麦格雷戈发现，弗里德曼自1948年以来就是国际新闻主任。麦格雷戈极力以外交辞令来回答弗里德曼的电文，但他怀疑这种误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顾此事时，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尽管麦格雷戈多年来都是从远东把照片——类似朝鲜战争场景、台湾的活动或者其他他作为记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给马克尔的星期天版，但麦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里德曼的一封信，说“不要忘记你的工资单来自三层”。星期天版是在八层。所以，麦格雷戈不再把照片发给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纽约休假时，麦格雷戈在时报大楼里碰见了马克尔，问他为什么不再发照片。麦格雷戈说有一个理由，但他不想讨论。马克尔很快使他放下心来，保证对他说的任何话都会守口如瓶，这样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释了。麦格雷戈说完后，马克尔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看看麦格雷戈，问道：“你认为你是在为弗里德曼工作，还是在为《纽约时报》工作？”

麦格雷戈回答说他恰恰也是这样想的，但他要求马克尔现实地看看形势——他已经给弗里德曼造成误解了，他不想第二次冒险。马克尔让麦格雷戈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又说他会在一两天之内和弗里德曼一起吃午饭，他会非常谨慎地提出这件事情，他自信麦格雷戈的照片还会被星期天版的“评论”部分使用。

几天后麦格雷戈见到了弗里德曼，他看起来非常忧郁。弗里德曼对他挥挥手说：“哎，关于你收到的那封信——我想你误解了。或许我做的不对。我只是想说，你不应该牺牲时间，丢下你正常的新闻采访，出去为星期天版弄那些照片。当然，我们都是在为一家报纸工作嘛。”

弗里德曼的眼睛向下看着桌子，继续含糊地说着，翻着报纸，麦格雷戈打断他，表示自己希望没有不愉快的感觉。绝对没有，弗里德曼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但麦格雷戈并不认为弗里德曼的话是出自真心的。（麦格雷戈后来从新闻编辑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马克尔在与弗里德曼说此事之前曾先向苏兹贝格反映了此事。）

一周后，麦格雷戈访问了华盛顿分社，当时像现在一样有个规矩，回家休息的驻外记者都要在时报大楼里的主要新闻部门用点时间工作或观看别人工作，同时要对华盛顿分社进行简短的拜访。华盛顿分社社长当时是詹姆斯·赖斯顿，在愉快的谈话过程中，赖斯顿建议麦格雷戈在长期派驻东方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首都再得到点对美国的感觉。麦格雷戈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弗里德曼几天后打电话问麦格雷戈何时去新加坡时，麦格雷戈告诉他赖斯顿的计划，对此弗里德曼问：“谁在管理国际组，是斯科蒂还是我？”麦格雷戈把这话传给赖斯顿，赖斯顿后来给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弗里德曼打了电话。然后赖斯顿告诉麦格雷戈：“万事大吉，留下吧！”

麦格雷戈又在华盛顿待了三周，在此期间赖斯顿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些采访政府官员的任务，麦格雷戈觉得他在华盛顿的这段时间既是愉快的，也是收获颇丰的。在到达新加坡后，麦格雷戈拿出了他回家休假时的账单，包括他在华盛顿的每一笔开支，把它寄给了弗里德曼。几周后，麦格雷戈收到了一封信，告诉他，他在华盛顿的开支是不能报销的。这笔开支大概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麦格雷戈明智地决定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而是等到他再到纽约时亲自和卡特利奇谈一谈。这一等就到了1960年，他最终得到了偿还，但他和国际组的关系却遭到了破坏而无法弥补。在新闻编辑部做了几年一般任务记者和夜班编辑之后，麦格雷戈从《纽约时报》辞职了，当了一家英文出版物的编辑，专门采访南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