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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又访问了塞尔马。这个城镇似乎平静下来。来自北方的同情者来了又走了——就像他们一百年前来到塞尔马又走了一样，现在塞尔马的黑人和白人仍然是支离破碎，生活并没有更好一些，行军者和记者又到南方别的地方去制造新闻了——最终，那些曾渴望来到塞尔马的北方白人并不反对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不平等。

特纳·卡特利奇喜欢报道这方面的新闻，他给《纽约时报》的这些记者发了一个祝贺的便条，但卡特利奇感情太外露的举动是不谨慎的。他也许显得对南方太偏袒了，作为一个编辑太不客观了，也许还太愚蠢了——就像福克纳在他晚年表现的那样。当时福克纳在给各个报纸的公开声明和信件中极力维护南方，而全国的舆论却对顽固不化的南方白人不认可。编辑们通常不加评论地发表了福克纳的信件，但全国的社论文章作者并不斥责福克纳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们原本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的。福克纳仍然是一个颇受赞扬的人，这样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干了蠢事也不会公开出丑，仍然有可能并且也的确得到了新闻界最大的恭维。福克纳是一个得到这种尊敬的人。前总统杜鲁门也是这样。他在种族问题上比福克纳大胆得多，因此有可能关照他在《纽约时报》的女婿，或者至少一些《纽约时报》记者认为他是这样的。虽然《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期待在杜鲁门频繁光顾纽约期间参与他的惯例清晨散步和冗长的讨论，但这个任务在杜鲁门晚年逐渐失去了其魅力，因为种族融合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也因为他开始显露出偏执的迹象。记者们必须要报道这种偏执，即使他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些披露将会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怎样的失望。《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应该对此有所担心。丹尼尔毕竟就是个硬心肠的新闻人，他在泽比伦的父亲用了大半辈子“黑鬼”这个称呼，而且当30年代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曾举行一场学生运动来承认黑人的合法权益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时虽然是一位校园领袖，却没有参与其中。

美国一位前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评论，在《纽约时报》从不会受到漫不经心的对待。《纽约时报》愿意尽可能地保护共和国的元老们，编辑部会过分关心涉及有争议的杜鲁门主义的报道——例如，杜鲁门说，尽管黑人静坐示威可以成为重要新闻报道，但如果有人试图在他的店里这样做的话，他会把他们踢出去；再如，他说塞尔马抗议示威是“愚蠢的”，说马丁·路德·金是个“制造麻烦者”，并为此赢得了塞尔马县治安官詹姆斯·克拉克的一封感谢电报；又如，杜鲁门声称，种族通婚有悖于《圣经》的教义。后一种看法，没有引起《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反驳。这是杜鲁门沿公园大道散步时说的话，当时一位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问这位前总统，他是否认为种族通婚会在美国蔓延开来。

“我希望不会，”杜鲁门说，“我认为不会这样的。有个很长的词怎么说来着？混种（miscegenation）？”杜鲁门继续走着，挥舞着他的手杖，然后转向记者问道：“你会让你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吗？”当记者回答说他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她所爱的人时，杜鲁门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又说，“是的，她不应爱一个和她肤色不一样的人。你会挑选那个和她一起出门的人。我这样做了。我的女儿嫁的人就很合适。”

第二天早晨，所有这些言论都刊登在《纽约时报》内页一个小标题之下。这个报道在第二段里也提到，杜鲁门一直“在其他方面提倡种族融合”，还提到玛格丽特·杜鲁门嫁给的“合适的人”是《纽约时报》的克利夫顿·丹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