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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数儿子都早已不对他们的父亲抱有什么幻想了，但约翰·奥凯斯依然坚信他的父亲是一个少有的正直杰出的人，一个肯定具有比阿道夫更高智慧的人。这话显然不是出于对阿道夫的怨恨。约翰总是称赞他父亲的直率，敢做敢说他想的事情，不管后果多么不招人喜欢和使人尴尬。约翰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个能反映出他父亲是一个独立的、大胆的、不妥协的思想家的故事。他记得，费城一家非常庞大的抱有敌意的广告客户代表团有一次去造访他父亲在《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办公室，抗议乔治·奥克斯曾给予一个共和党改革候选人的支持，反对民主党的组织。他们暗示，如果乔治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会使该报在广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乔治不顾他们的反对，在市长竞争中更加支持这位改革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最终获胜了，出于感激，问乔治是否希望推荐哪个人到新闻管理部门担任政治职务，但乔治拒绝了这个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也不提名任何人。乔治告诉这位市长，他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诚实地管理这个城市。在这位市长的整个任期里，乔治从未去过他的办公室，极力避免跟他谈话。

约翰·奥凯斯对树木、河流和群山的保护，对土地开发商野心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他父亲激发起来的。他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然公园的人和徒步旅行爱好者，但约翰·奥凯斯比起他的父亲来是一个更有激情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奥凯斯可能是自乔伊斯·基尔默[注：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1886—1918），美国作家、诗人，以短诗《树》闻名。]以来《纽约时报》的一个对树木最有强烈感情的人。基尔默是个诗人，1918年去世时在美国军队服务，是从《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版部去军队的。自奥凯斯成了《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物以来，在社论版上定期地热烈讨论变化的季节，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大自然反对人的贪婪的无止境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奥凯斯经常和那些有权力、有财富、自以为是（这些品行在约翰·奥凯斯身上不是没有）的人意见相左，奥凯斯看重的恰恰是他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谨慎的平衡，是一种自省。他有时在人们身上看到了他批评的东西，无疑加剧了他的敏感和追求高尚灵魂的习惯。他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检查的状态中，过分讲究他写作的用词，为了一个想法而苦苦思索，既担心自己的批评太严厉，又怕它不够严厉，小心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种个人的动机促使他去做他正做的、已经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也许不会发表有关他曾经上过的学校、参加的组织的社论；有时他还会批评那些他参与其中的事情，这时他不会避讳自己与这些事情的联系，因为这一举动处于意料之中，而他不想变得容易捉摸。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生编辑时，他批评学校的社团体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作为一名《纽约时报》编辑，他理应支持民权运动，私下里他又对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一些种族政策感到反感，但他没有加入那些在60年代初期退出该俱乐部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行列：奥凯斯几年之后悄悄地退出了该组织，并不公开讨论退出的原因。

像大多数报纸编辑和评论员一样，奥凯斯并不欣赏批评。如果在另一家报纸或杂志上出现了对《纽约时报》不迎合的评论，特别是针对它的社论的，奥凯斯会很快发出一封答复信。他的信经常是极力证明这种批评是不可信的，揪住这种批评中出现的事实或解释的错误不放，即使这些错误对文章更大的目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或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说奥凯斯比其他编辑更谨小慎微，而是说对他的心脏部位哪怕最轻微的攻击，他都抑制不住反击的冲动。他是非常容易生气的和敏感的，他的一生因为与他的出生相伴随的悲剧，因为父亲强烈的多愁善感，因为他的改名，而变得同样复杂起来。他改名是为了正式澄清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如何到那里。奥凯斯接受一切挑战，他的一生老是有小的冲突，其中大多数是和他自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