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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纽约时报》给予了罗伯特·摩西罕见的特权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摩西的大胆。他老练地利用个人关系，或者编造包括苏兹贝格夫妇在内的《纽约时报》高层人士的关系，吓唬一些去采访他的记者。作为纽约最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在50年代，除了其他头衔，他还是公园行政管理人、市长的贫民窟清理委员会主任、特里博罗夫大桥和隧道管理局的主席、州电力局的主席、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不可否认摩西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源。同样真实的是，他对如何采访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如果他对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不高兴，他会毫不犹豫地给《纽约时报》发电报，谴责记者是无能的，或者有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申斥这个记者，或者有时会给阿瑟或伊菲吉妮写一封有礼貌的抱怨信。这封信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时报大楼第三层，最终也许到城市版主任助理手上，这位主任助理会怀疑罗伯特·摩西对那个记者的贬低在某个方面是不是有道理。尽管摩西从来没有成功地使一个《纽约时报》记者解职或者受到惩戒，但他仍不停去尝试，他所做到的事情是使记者注意他可能做出的反应，使许多记者——可以肯定是不怎么有把握的记者——对自己写的关于他的每一篇报道都格外小心。这些记者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或者宁愿相信，摩西一定比纽约的其他重要新闻制造者更难以对付。他们已经听说过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摩西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个朋友，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特别喜欢他对她关于城市公园的建议做出的回应。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都同样有说服力。在时报大楼里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罗伯特·摩西需要特别对待，他也的确得到了特别对待。

例如，1959年，摩西对《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以他为首领的该市第一贫民窟清理方案的一系列文章感到生气，他的表示异议的信件并没有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致编辑的信”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新闻发表在平时的新闻栏目里，前面加上一段解释性的话，在新闻标题下出现。这不仅使读者开始怀疑那一系列文章的可信度，而且还挫败了那一系列文章的锐气，但那些文章是记者经过几个月认真研究的——对摩西来说，即便不是在所有细节和解释上都完全令人满意，也是确切和客观的。当摩西在《纽约时报》上为他的朋友莱斯特·马克尔，一个因其风格标准的严格而知名的编辑撰写评论文章时，编辑们对摩西华丽的散文很少修改，很少削弱它的锋芒和做作，这些文章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上几乎和马克尔本人写的文章毫无二致。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新闻队伍里有一个老记者，在他的同事中以“摩西的人”而知名，这意味着摩西使他成为自己的一个心腹和朋友，把他的私人电话号码和周末的行踪都放心地告诉他。这样一来，为了证实、否认或评论某个消息的进展，《纽约时报》的编辑想找摩西的话，只需问一下这个人就行了，他会和摩西联系的。这个特殊的记者在职员中的地位，他的信心和行动方式，无疑还有他寻求奖赏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因他同罗伯特·摩西的关系而得以巩固。当摩西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制造新闻者的地位开始衰落时，摩西的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的地位也衰落了。

罗伯特·摩西在《纽约时报》上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60年代期间该报组织的大调整，先是苏兹贝格生病和能力不济，然后是他50岁的接班人奥维尔·德赖富斯于1963年突然去世。三年内这两个业主的迅速退出，连同他们手下老卫兵的重新安排，对《纽约时报》的许多传统习惯和价值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时报大楼三层发号施令的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具有新观念的新编辑，约翰·奥凯斯开始管理十层的社论版，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怎么敬畏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最早感觉到这种变化的是罗伯特·摩西，另一个人是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