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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丹尼尔当时是在苏联首都的西方、非共产党报纸的唯一常驻记者，他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主题，把它们写下来，不必理会纽约编辑部的事后劝告，因为在莫斯科，敌对报纸的人士集中注意的是无休止地发表声明的政府发言人。丹尼尔没有同伴，必须比以前工作更努力。他得了胃溃疡，掉了三四十磅肉。1955年11月，特纳·卡特利奇执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命令——苏兹贝格此时已经收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信件，知道了丹尼尔在日内瓦的四巨头会议的身体状况——责成丹尼尔立即回国。

丹尼尔回来了，身体非常消瘦，但没过多长时间就恢复了，不久又在纽约总部工作了。他被任命为国际新闻主任的助理，但在城市部里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位国际新闻主任。从丹尼尔围着房间转的方式和房间围着他转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不会在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位置上停留多长时间。丹尼尔办公桌的位置，一般会给人提供一个线索：它是在一个难以形容的地点，是在新闻编辑部的南边，是所有高级编辑坐的地方，但它又被一个柱子遮住了一点。它还是在离两位女秘书的上方不远的地方，同国际新闻主任和牛栏形成等距离。他很少一直坐在那里。通常他慢慢地围着大房间转，他的眼镜有时夹在他的银发上。有时他停下来，坐下来，同科学版、体育版、教育版、金融版或社会版的记者、编辑聊聊天。偶尔他也会到哪一个部门待上一周或两周，坐在各个地方，以非常随便的和足以消除敌意的方式谈谈《纽约时报》，偶尔问问在那里工作觉得怎么样，喜欢不喜欢。他当时住在阿尔冈昆饭店，在夜里看完戏剧后也泡在萨迪餐厅里。有一次在剧院里有人看见他和一位高个子的迷人的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人在一起。

在他们至少去看了两次戏后，他们在沃尔特·温切尔的专栏里成了“一对”。这位女士颇感心烦，部分地是因为她觉得丹尼尔作为一位编辑被《纽约时报》杂谈栏目所议论，也许感到为难了，特别是当他们的关系非常清白之时。他们喝酒，吃饭，看戏，也许再喝酒，然后直接回家。在当着门卫的面愉快地说声晚安，就是这些。

她是在他去莫斯科之前在纽约的一次晚会上碰到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后来收到过他的一张明信片，现在又见到他，的确很高兴。她希望他不会因温切尔的文章而生气，因此往《纽约时报》给丹尼尔打了电话。

他的心情很好。当他得知温切尔写了他的事情时，只是笑笑，看起来对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不高兴——她不得不承认，这使她感到惊奇。此后不久，1956年3月，她在报纸上读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订婚的消息。她给丹尼尔写了一个祝贺便条，也收到了一个便条，丹尼尔感谢她“为自己和玛格丽特做了如此好的掩饰”。

这位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士被这个便条压垮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既不谈论也不见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回过头来看，她承认她也许不该做出这样的反应。她想，也许这就是他轻率或幽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