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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原本有望成为《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但德鲁·米德尔顿得到了这个职位，纽约总部的一些编辑怀疑这是他和苏兹贝格私下联系的结果。丹尼尔被派到德国接替米德尔顿。作为一名亲英派人士，丹尼尔几乎不能容忍德国人。他的报道是单调乏味的，有时明显是鄙视性的：“柏林——在昨夜大雪留下的冰冷的肮脏的雪泥中，今天几千名柏林群众站在波茨坦大街旁，观看德国命运的看管人乘着一队豪华轿车驶过。他们是典型的柏林人，没精打采，玩世不恭，经常说着俚语。”

此时已是1954年，在纽约总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人事问题，要找人到苏联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一个高个头的冷漠的个人主义者，自1949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在莫斯科的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他一直很努力工作。特纳·卡特利奇手头没有别的符合资格的《纽约时报》人愿意到莫斯科。于是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报名了。

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他开始接受关于丹尼尔的许多事情。事实上，卡特利奇两年前就考虑让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未来的管理者。卡特利奇对丹尼尔在伦敦分社不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记者的表现都有深刻印象，而且对丹尼尔接受波恩任务的态度也很满意。丹尼尔比卡特利奇年轻11岁，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能在《纽约时报》公司内部发挥作用。而且他也是一个南方人。脱掉所有花哨的英国服装，剪去长长的波浪式的头发，收敛一下优雅举止，丹尼尔活脱脱地就是卡特利奇的样子——一个对他的上司说“是的，先生”的乡下小伙子。

所以，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了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俄语。在课后他到萨迪餐厅吃午餐，把他的俄语识字课本托付给衣帽间里的白肤金发女人。他还到泽比伦旅行了一次，去看望他的父母和朋友。在泽比伦的邮局他碰到了一个叫惠特利·钱布利的职员，钱布利俯身向前低声说：“我听说你要到苏联去？”

在得到丹尼尔证实后，惠特利·钱布利问道，“我想请你到那里后给我买一个布谷鸟自鸣钟，不知行不行？”

“惠特利，我认为苏联不制造布谷鸟自鸣钟，”丹尼尔说，“那是在德国和瑞士造的。好吧，如果我找到的话，我把它寄给你。”

一年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到日内瓦参加四巨头会议。他从莫斯科飞到那里加入报道四巨头会议新闻的《纽约时报》团队。在那里他买了个布谷鸟自鸣钟，寄给了泽比伦邮局的那个人。

克利夫顿·丹尼尔在1954年晚秋到达莫斯科。这是苏联新闻的一个收获期——赫鲁晓夫带着党的新路线登场了，这条路线包括克里姆林宫里的祝酒和接待。丹尼尔向《纽约时报》的读者报道说：“我坐的离马林科夫先生很近，就像你在读报时离你眼前的报纸一样近。”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不仅抓住了政治的议论，而且也把握了人民的情绪——从莫斯科大剧院的听众和哈尔科夫的理发师，到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和身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服装的模特，在这片土地上“乳房仍然是乳房，腰围仍然是腰围，嘴唇仍然是嘴唇，对于它们是什么和它们适合出现在哪里是没有疑问的”。他还描述了尽管政府反对，“黑暗的资本主义的残留”依旧是现实的必要组成，以及冬天的到来。

这是苏联圣诞节的早晨，凛冽的夹着雪花的寒风直接掀开了苏联历史和文学的前几页，从屋顶上呼啸而过，穿过莫斯科冰冻的大街。半夜，城市北部的耶洛柯夫斯卡娅大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叮当响个不停。俄国东正教的信徒——女人用披肩紧裹着，男人穿着毛皮大衣和帽子——匆匆走过教会院子，躲避冰冷寒风的撕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