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第7/17页）

那么宋魏双方何以重视黄河南岸这段狭长地带，都势在必得？从精神层面看，对刘义隆和拓跋焘来说，河南地带都是其父曾经攻占的地区（对拓跋焘更可以追溯到祖父拓跋珪），事关朝廷颜面，必须夺回或者力保。另外，自拓跋嗣以来魏军又攻占了洛阳，洛阳作为汉魏旧都，对南朝君臣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所以一直试图“光复”。现实层面看，北魏不愿放弃河南地带的重要原因，是担心河北的安全。河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南部（定、相、冀三州）是北魏最为富庶的地区，提供的财赋和步兵兵员最多。如果宋军占领河南，将很容易对河北发起攻势；退一步看，即使刘义隆无意进占河北，河北居民主体都是汉人，对于东晋南朝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当遭遇北魏苛政时很容易逃往河南。

刘宋出于防范魏军南下袭扰的考虑，希望将边界确定在黄河一线。这其实是借鉴的江南地区经验，并不符合北方情况：南朝军队习惯行船和水战，加之泗水、汴水可以贯通黄河与江淮水系，遂认为依靠水军巡游黄河便可遏制胡骑南下。但问题在于黄河和长江、淮河不同，冬季封冻不能行船，不再能阻遏魏军。拓跋人还在活跃于代北、与匈奴刘部争雄时，就经常乘冬季黄河结冰进入河套地区作战，对这种季节规律在军事上的运用非常熟悉。所以刘宋只图河南，不问河北的有限目标注定会落空。

第二，魏军抢掠财富、人口的动机

在拓跋焘时代，北魏军队发动战争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抢掠。在对柔然、赫连夏、北燕、北凉、刘宋的战争中，魏军都获得了大量战利品，除了参战将士的个人抢掠所得，北魏还向将士分配公有战利品，未参加战事的留守军队也能获得一定份额，拓跋焘时代的这类记载可谓比比皆是：

班军实以赐将士，行、留各有差；

赐留台文武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

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

校数军实，班赐王公将士各有差；

生口、财畜，班赐将士各有差；

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

虏其（山胡）妻子，班赐将士各有差；

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38]

此时北魏尚未有俸禄制度，对文武百官，特别是那些不能参与抢掠的文官们，朝廷能提供的报酬主要就是派发战利品。这也和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尚不充分，没有完备的户籍、财税制度有关。对刘宋政权的战争自然也会带有这种劫掠目的。428年河南将帅发现宋军有进攻趋势，向朝廷请求增兵备战时，崔浩则向拓跋焘建言，认为是南方将领为了抢掠自肥而挑起战端：

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39]

后来事实证明崔浩对战局的判断错误，此次宋军北伐是刘义隆筹划已久的行动。但崔浩说魏军南北边疆的将领都希望通过战争劫掠致富，则有普遍性。拓跋焘时期的对宋战争中，魏军并没有明显的攻坚战优势。所以魏军的抢掠对象主要是村落、小城中的人口（时称“生口”）。这些南朝人口不仅可以作为奴婢劳作、出售，而且如果其在南方家族比较富裕，往往会出高价向北魏方面赎买，这种记载在《魏书》及《宋书》《南齐书》中也很常见。所以魏军在侵入宋地之后，劫掠人口的行为非常普遍。450年，魏军入侵河南、淮北之地，将掳掠的人口集中在汝阳，一支来自彭城的宋军骑兵袭击了押解魏军，“诸亡口悉得东走，大呼云：‘官军痛与手！’”（“痛与手”即打得好之意）这一年拓跋焘在给刘义隆的信中，声称自己这次南伐的原因是宋朝“以货詃引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七年”，他还夸口自己这次南征掳获的人口，远高于被刘宋引诱过去的魏境人口，“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