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第13/17页）

薛虎子提出对戍兵们的绢“集中管理”的做法，似乎逐渐形成惯例，所以在北魏后期，南朝军队与魏军作战中经常缴获大量绢布。比如498年魏军与南齐军裴叔业部战于涡阳一带，齐军一战获胜，“斩首万级，获生口三千人，器仗驴马绢布千万计”[71]。次年，齐军攻破魏军据守的马圈城，“（齐）官军竞取城中绢，不复穷追”[72]。506年，梁军发动北伐，韦叡所部攻破魏军的合肥城，“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73]。可见只要魏军驻防之处都会有大量的绢。对比拓跋焘末年的宋魏之战（450年），宋军王玄谟部占领碻磝城，也缴获了魏军大量物资，但其中没有绢布。[74]可见经过460—490年代北魏的军事转型，驻防南方战线的主力已变为以代役绢供养的步兵。

贱民性质的兵户或营户

在北魏中期，具有世袭贱民性质的兵户（或称营户）越来越多。这些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被征服地区、部族的民户转化而来；二是罪犯充军代替刑罚。

拓跋焘末期为了防御刘宋北伐，曾于450年“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编入军队作战，已见前文。到拓跋濬在位的和平（460—465年）末年，冀州刺史源贺曾上书建议：“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75]获得批准。源贺所任冀州是当时民户稠密之地，亦在拓跋焘时以死罪补兵的三州之中。且源贺上书时未有重大战事，所以这个政策应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

将征服地区的民户作为军户，有一例证是原刘宋青州治所东阳的孤儿高聪。献文帝初年魏军占领青齐地区后，高聪随当地人被迁入平城一带，“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至”，后因同族官员高允向孝文帝推荐，方免除了兵户身份。[76]这是在北魏上层有亲属援引的情况，对于更多的青齐兵户，则难有这种脱籍机会。

贱民兵户和平民一年期戍兵一起服役，承担的作战任务不会有太大区别。但在补给或立功奖励方面可能有所区别。488年魏军对南齐作战失利，齐军攻克醴阳城。北魏朝廷“诏醴阳被掠之兵，有得还者，赐绢二十匹”，大臣公孙邃（公孙表之孙）则向朝廷“奏为贵贱等级”，被孝文帝称赞采纳。[77]公孙邃是要求给曾被俘士兵的绢数有所区别，体现出贵贱之分。这种区分大概不会是军官与士兵的官阶之分，因为区区二十匹绢对于军官来说无足挂齿，所以这里要体现的应当还是贱民兵户与平民戍兵之间的区别。

兵户和平民戍兵相比，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固定服役期限，终身不能脱役。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曾诏令“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78]，是对老年兵户的优免政策，但只针对无子孙之人，如果有子孙则不能解除兵户之籍，且子孙应继续服役。

到世宗景明元年（500年），南齐的寿春（寿阳）城投降北魏，魏军在此“置兵四万人”驻防，这些军队中就包含部分兵户贱民。次年，诏令“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79]，因为寿春隔在淮南，处于南方萧梁军队包围中，局势险恶战事激烈，故用放免兵户为民的政策激励其战斗意志。寿春战事频繁，不可能减少兵员数量，所以这些放免的营户肯定还要继续从军，不过待遇有所提高。

在世宗朝长期担任扬州刺史、驻防寿春的李崇，曾遇到一起士兵逃亡的案件，“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后其弟解思安“背役亡归”[80]，似是逃回了家乡。这说明罪犯充军一直是寿春重要的兵员来源。同在世宗朝，官员徐纥因结党营私被流放枹罕，似亦被充军，当时惯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听免”，徐纥因捕捉这种逃役流兵满五人被放归。[81]这也说明充军兵户待遇低下，且终生难脱兵役，所以逃亡现象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