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第3/11页）

二　早期采用禄秩的官、吏、令试析

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的背后，是新式官僚——“吏”的崛起，这里所说的“崛起”，并不是说政府中一批卑微者对一批权贵来了个大换班；“崛起”也意味着对较高地位者采取新式管理，令其身份发生转变。这些手段，包括强化职位管理——依能录用，依功晋升，按劳付酬，按酬定等，以及采用“职位分等”的禄秩做官阶，等等。制度塑造人。对同一批人，用“吏”的手段来管理，他们就是“吏”了。所以对“吏阶层的崛起”我们还有另一表述：王朝用“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这“定性定位”是从“人”的角度说的，但也可以另从“职”的角度看。禄秩也是一种新式的职位管理手段，其“吏禄”的性质可以从“吏职”方面得到印证。

在战国秦汉时，并不是所有拥有国家禄位名号者都可以视之为“吏”，也不是说国家所有的禄位名号都属“吏职”的。比如，第四章以下就将揭示一个“宦皇帝者”职类的存在，《二年律令》的很多材料显示，这个职类与“吏”有别，在较早时候这些官职不以禄秩定等级。而且曾经不以禄秩为官阶的职类，还不止“宦皇帝者”呢。什么是“吏”或“吏职”呢？就是直接承担行政职能的官员或官职。“吏禄”的提法，包含着“吏禄针对吏职”的意义。那么我们来对早期用禄秩定等的那些官职，再做一些观察，看看它们是否具有“吏职”的性格。

如前所述，先秦能看到9个秩级。这9个秩级应用于哪些官职呢？史料没说具体职称。但就相关史料看，它们大致可分三类：

1.称“吏”者：二百石之吏、三百石之吏、六百石之吏；

2.称“官”者：五十石之官、百石之官；

3.称“令”者：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

先看第一类，即“若干石之吏”的提法。汉史中“若干石吏”的提法屡见不鲜，战国燕、秦，率先出现这种表述。这显示“若干石”与“吏”有内在联系。我们认定禄秩的性质是“吏禄”，战国“若干石吏”的提法，强化了这一论断。

尤可注意，《战国策·燕策一》有“（燕）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一句。汉制，有行政职掌的官职有印，散官大夫、谒者、郎官，文学之官博士，均无印绶。所以“有无印绶，乃是否治事之官的一个重要标志”(4)。（封爵及军官有印，兹不论。）战国也应如此。“收印自三百石吏”，就暗示那些“三百石”是有印的任事之吏。汉制，二百石以下吏也有印，用“铜印黄绶”；甚至乡三老、官啬夫也有印。战国也已如此了。战国的官名玺中，有很多都邑司寇、司空、司马、啬夫、丞的官名印章；同时战国的官署玺中，也有很多只称某地、某门、某关等低级官署的印章(5)。比照《秩律》，官名玺中应有不少秩级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因为在《秩律》中，司空有百六十石的、二百石的、二百五十石的，司马有百六十石的，丞有二百石的(6)。至于官署玺，叶其峰先生已指出：在战国，“它仅使用于低级地方建制机构及中央、地方的职能部门。”(7)所以燕国“收印自三百石吏”，三百石以下吏用不着把印“效之子之”，只因为他们秩级低而已，却不是无印可效。

第二类“某石之官”为称，出韩非之口，他没说是哪些官职。在先秦“官”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禄位者就可称“官”呢？我觉得不是。只拥有封君称号，或卿大夫位号、二十等爵号，那么还不是“官”。“官”是治事者。《韩非子·难一》：“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难三》：“治不逾官，虽知不言。”可见有“官”则有“事”、有所“治”。“官”可以言“治”，“爵”不能“治”，因为“官”是职事，“爵”是品位。《商君书·去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商、官各有所职，所以都可以称“官”。“五十石之官”、“百石之官”有“官”可治，都有职事，与第一类“若干石之吏”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