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第3/11页)

二 早期采用禄秩的官、吏、令试析

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的背后,是新式官僚——“吏”的崛起,这里所说的“崛起”,并不是说政府中一批卑微者对一批权贵来了个大换班;“崛起”也意味着对较高地位者采取新式管理,令其身份发生转变。这些手段,包括强化职位管理——依能录用,依功晋升,按劳付酬,按酬定等,以及采用“职位分等”的禄秩做官阶,等等。制度塑造人。对同一批人,用“吏”的手段来管理,他们就是“吏”了。所以对“吏阶层的崛起”我们还有另一表述:王朝用“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这“定性定位”是从“人”的角度说的,但也可以另从“职”的角度看。禄秩也是一种新式的职位管理手段,其“吏禄”的性质可以从“吏职”方面得到印证。

在战国秦汉时,并不是所有拥有国家禄位名号者都可以视之为“吏”,也不是说国家所有的禄位名号都属“吏职”的。比如,第四章以下就将揭示一个“宦皇帝者”职类的存在,《二年律令》的很多材料显示,这个职类与“吏”有别,在较早时候这些官职不以禄秩定等级。而且曾经不以禄秩为官阶的职类,还不止“宦皇帝者”呢。什么是“吏”或“吏职”呢?就是直接承担行政职能的官员或官职。“吏禄”的提法,包含着“吏禄针对吏职”的意义。那么我们来对早期用禄秩定等的那些官职,再做一些观察,看看它们是否具有“吏职”的性格。

如前所述,先秦能看到9个秩级。这9个秩级应用于哪些官职呢?史料没说具体职称。但就相关史料看,它们大致可分三类:

1.称“吏”者:二百石之吏、三百石之吏、六百石之吏;

2.称“官”者:五十石之官、百石之官;

3.称“令”者: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

先看第一类,即“若干石之吏”的提法。汉史中“若干石吏”的提法屡见不鲜,战国燕、秦,率先出现这种表述。这显示“若干石”与“吏”有内在联系。我们认定禄秩的性质是“吏禄”,战国“若干石吏”的提法,强化了这一论断。

尤可注意,《战国策·燕策一》有“(燕)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一句。汉制,有行政职掌的官职有印,散官大夫、谒者、郎官,文学之官博士,均无印绶。所以“有无印绶,乃是否治事之官的一个重要标志”(4)。(封爵及军官有印,兹不论。)战国也应如此。“收印自三百石吏”,就暗示那些“三百石”是有印的任事之吏。汉制,二百石以下吏也有印,用“铜印黄绶”;甚至乡三老、官啬夫也有印。战国也已如此了。战国的官名玺中,有很多都邑司寇、司空、司马、啬夫、丞的官名印章;同时战国的官署玺中,也有很多只称某地、某门、某关等低级官署的印章(5)。比照《秩律》,官名玺中应有不少秩级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因为在《秩律》中,司空有百六十石的、二百石的、二百五十石的,司马有百六十石的,丞有二百石的(6)。至于官署玺,叶其峰先生已指出:在战国,“它仅使用于低级地方建制机构及中央、地方的职能部门。”(7)所以燕国“收印自三百石吏”,三百石以下吏用不着把印“效之子之”,只因为他们秩级低而已,却不是无印可效。

第二类“某石之官”为称,出韩非之口,他没说是哪些官职。在先秦“官”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禄位者就可称“官”呢?我觉得不是。只拥有封君称号,或卿大夫位号、二十等爵号,那么还不是“官”。“官”是治事者。《韩非子·难一》:“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难三》:“治不逾官,虽知不言。”可见有“官”则有“事”、有所“治”。“官”可以言“治”,“爵”不能“治”,因为“官”是职事,“爵”是品位。《商君书·去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商、官各有所职,所以都可以称“官”。“五十石之官”、“百石之官”有“官”可治,都有职事,与第一类“若干石之吏”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