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第2/11页）

秦汉禄秩以“若干石”的俸额定等，这跟周爵、跟九品官品都不一样。这因为禄秩源于周代的胥吏“稍食”。“稍食”以食定等，是一种干得多吃得多、干得少吃得少的等级。战国来临后，世道变了，官僚制化运动在迅猛推进，“吏”的地位开始上升，其时的等级管理体制，显示了新旧过渡的性质。《荀子·荣辱》中有一段阐述，先论“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又论“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荀子·强国》又云：“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简言之：等级高端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是“士大夫益爵”；等级低端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是“官人益秩”。上端以“爵”，保留了更多周代等级传统；下端以“秩”，则是新兴吏员的等级段落。由此就能知道为什么战国禄秩的序列偏低了，那是因为“爵”依然压在它的上头。低级吏员的等级管理早早就“官僚化”了，高官的等级管理则还保留着贵族色彩。

五十石、一百廿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那些带零头儿的秩级，仍保留了禄秩成长历程中的早年风貌，反映了靠“秩”为生的“吏”们，尚属报酬微薄的低收入群体。睡虎地秦简中还能看到隶臣妾的“月禾”或“月禀”额度，不妨拿来做个参照。隶臣月禾2石，年廪24石；隶妾月禾一石半，年廪18石。隶臣若去耕田，则在二至九月的农忙季节每月加半石，年廪28石。此外小城旦、小隶臣作者、小隶臣未能作者、小妾、小舂作者、小舂未能作者及婴儿等，各有相应月禾额度(2)，由此能看到28石、24石、18石、15石、12石、6石这样的年度廪食的级差。这样的细碎数额，跟后来的二千石、中二千石相比，若隔云泥。与相参照，低级吏员之五十石、一百廿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秩级，也是因其微薄，所以秩级细碎。

小吏俸钱微薄而级差细碎的事情，一直都有。学者的考察显示，西汉后期，百石之吏俸钱720钱，斗食、佐史600钱，其下还有570钱、500钱、480钱、360钱、300钱、200钱、100钱的细小等级(3)。但在汉代，那些细微差异既不构成官阶、也不用为秩名。那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禄秩序列不断向上伸展，已由重心偏下、面向中下级吏员，逐渐变成了整个官吏队伍的等级尺度。这时候最剧烈的秩级繁衍，发生在高端。商鞅变法时最高秩不过千石，约在秦统一前后出现了二千石之秩；汉景帝、汉武帝时二千石分化为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四秩，御史大夫、丞相也逐渐变成了独立的秩级。可见这段时间中，用禄秩来精细区分高官地位，是官阶规划者最主要的考虑；高官的地位安排，就是高端秩级繁衍的最大推动力。

较细密的官阶将增加管理的复杂程度，从而耗费更多行政成本。而王朝宁愿把禄秩某一段落安排得比较细密，是因为把那一段落看成禄秩的重心所在。高端的秩级繁衍、序列的重心上升、上下段的密度趋于匀称，说明禄秩已面向整个官僚队伍，这时其下端的零碎秩级便显得过分细密了，已无必要。“吏”中的很多人成了高收入官员，王朝给他们发钱时，不用带零头了。若我们对“吏禄”的定性尚属可取，那么禄秩的向上伸展，其高端趋繁和低端趋简，就意味着更高等级的官僚，也被朝廷以“吏”的形象定性定位了。

从《汉书·百官公卿表》看来，西汉末到东汉初禄秩又变成了16级，比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的21级又有减少。所减少的是五百石、比八百石、八百石、真二千石和御史大夫5秩。御史大夫一秩的消失，是由于丞相制向三公制演变造成的。那其余4秩呢？制度的发展会有“矫枉过正”的情况。战国秦汉的一个时期中，王朝的倾向是增加秩级，以细致区分高官资位。这做法的“惯性”，使汉初《秩律》11级一直繁衍到21级，其中还包括“比秩”造成的秩级倍增。然而随后，朝廷又觉得21级过密过繁了，与当时的官僚体制并不匹配，便转而着手删减裁并。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