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两家诊所和一家医院

《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的那张照片让我感到有点痛苦。人们要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好像要我时时看着它。这是我最愚蠢的形象，那是大半身转过来的一个侧影，我目光茫然，不知所措，瘦得不像人样。头发剪得太短了，非常难看。我好像换了一副下巴，像马一样的下巴。我的大腿与手臂一样细，只有脸上的皱纹加粗了。还是在那张可恶的照片上，人们让我穿上了一条围裙，挡住了我的裙子和胸衣。啊！不是画家的衣服或雕塑家的围裙，不是的。而是一条印花围裙——一条百分之百做家务的围裙。

我想当那个瘦瘦的女人，当那个坏妻子坏母亲，她什么都不吃，差点死掉。司各特给了我50美元买颜料：这是他最后的信件，最后的礼物。我们是那么

相爱

同样也

那么互相伤害

我难以

呼吸

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走到一起的？野心，跳舞，酒精——是的，当然，还有想出人头地的巨大欲望。对我们来说，任何天空都不够高，不够强大。

我和司各特的父母都是老来得子。年龄大的人生的孩子是有缺陷的，这大家都知道，这是经过证明了的。我已有言在先：别对我寄予太大的期望，别想把我变成垂着乳房的小母牛。我会生一个孩子也许两个，或者一个都不要。

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爱吹牛的司各特说：“人生最大的保健，是冲动，是极端。是威风地消耗自己，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为，这场文明大战，这个旧世界的屠宰场将不加区分地杀死我们大家。”

那时，我还是个乡巴佬——阔绰的乡巴佬，所以仍很自命不凡。他呢，已经失去了社会地位。他来自北方，来自文明人的家庭，冷漠而潇洒，显得非常神秘——甚至连他们当中最朴实的人也不例外。

马莎·基弗医生给司各特下了最后通牒，有两条：

要么停止喝酒；

要么继续接受她的治疗。

只有做到这两条她才继续给我治，否则她就放弃。

那天晚上，我得知第二天我将被转到纽约比肯的一家诊所去。

医生们摊开了红色的地毯，我的房间都差点被鲜花压塌了。所有的人都接到了命令，谁都不准接近她，谁都不准给她拍照，违者立即辞退。这里来了那么多女明星，还有百万富翁的孩子们。大家都懂音乐。游泳池，网球场，带私人保姆的私人公寓……这座疯人院比我去过的所有宫殿都好。我心想：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司各特为了让我沉默宁愿破产。其实，他要摆脱我，让我跟那个飞行员走就可以了。

……我看得很清楚，我失败了，每一仗都失败了。泽尔达，你败得太惨了，那是别列津纳之战。[36]

*

昨天，在舍普-派瑞特医院的一个会议室里，他们强迫我演一场滑稽可笑的戏：在戏中，那个心理分析医生三次改变身份，还有司各特的律师雇来负责处理夫妻财产的一个顾问，当然还有我，或者说是剩下的人。他们向我宣布，一个月后，我的画将在曼哈顿某画廊展出，但我不能前往参加开幕式。

我试图平心静气地重新回忆起那一幕。

心理医生：“夫人，你的丈夫遇到了许多麻烦。金钱方面的麻烦。艺术方面的麻烦当然就不提了。”

夫妻财产顾问：“你住在这里花销很大，但他没有在任何费用前退却。你要知道这一点。”心理医生：“他抱怨说无法再写他的小说。我觉得这太不幸了。”

我说：“这难道是我的错吗？”

夫妻财产顾问：“当然不是。只是，他希望能感到有人支持他，不用再抄写那么多东西，不用再写那么多为了养活你们，养活你们的女儿，养活他和你而写的文章。说到底，他是家中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