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1932年

我不知道我一气呵成、一鼓作气写成的书像什么，不知道它有什么地方让人喜欢。没有情节，没有中心，没有感情线索。可我知道，我感到，它有一种重要的东西。有一张弓从第一个句子到最后一个句子把全书撑了起来。绳子颤抖着……差点要断？

那些男人，说起自己时，他们说他们受到了“折磨”，那么优雅，那么潇洒，那么浪漫，是他们崇高而优秀的表现。说起我们时，只要我们一出轨，他们就说我们歇斯底里，精神分裂——最好关起来，这样让人放心。

现在关的是我，当我说起路易斯时，他们就说我胡言乱语。可我没有编造。是格特鲁德·斯泰因这样告诉我的：路易斯吹牛说，他从小就身不离刀，想“杀死所有的同性恋者”。这不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吗？他不能容忍别人打司各特的主意，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他已经开始动手了。当他知道格特鲁德跟阿丽丝·托克拉斯睡觉时（他很小气，应邀到弗勒里斯路做客的人早就知道），当他发现她确实是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时候，他说了她很多坏话，让人要吐，因为他的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个女人，她曾是他的老师，他的顾问，曾经给他施舍和赞助。但像路易斯那样的男人，身上没有人性。那个家伙会把衬衣一直捋到肚脐眼，要别人好好利用他猩猩般的毛发。别期望他能给你多大的好处。他只是洁身自好？很难说，他一直讨厌我，跟我开战以后，他就通过报刊让人知道了这一点。可以看见他越来越脏，胡子拉碴，衬衣包着狮子般的毛发，领子上都是污垢。这个游击队员壮大了，杂志上到处都是。在战斗中壮大？

“我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我重复说，“我有双非常明亮的眼睛。”当时，这还是个事实。奥康诺尔跪着，脑袋夹在我丈夫的双腿中。房间里非常阴暗，但放映机的光线把那一幕照得很亮。我可以保证，确实是那么回事。

“根本就没有什么放映机，夫人。你丈夫已经向我们发誓。这是很清楚的事，你们根本就没有放映机。”

“当时我们住在酒店里。放映机是从酒店里借来的，银幕挂在房间的一面墙上……他们看着黄色电影，画面上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两个男人并不认识那个女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他们摇着戴眼镜的脑袋，脸色苍白得像他们白色的罩衫：“又是幻觉，泽尔达。不是你的眼睛欺骗了你，而是你的脑子。这就是你的毛病本身：你不应该相信你所看见的东西。”

他们相信司各特。他的话是金子，或干脆就是金钱。我的丈夫拿着支票本。“你的大脑创造了一些其实是幻觉、歪像的形象。你明白‘歪像’这个词的意思吗？”

侮辱和贬低也属于治疗吗？“我会画画，先生们，我当然知道什么叫歪像。”我嘀咕着好像是“蠢猪”之类的话，或者是更糟的话。他们听见了，我也感觉到了，他们狂热地在本子上记了起来，说我的病情又加重了。

“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失控的？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问题向你丈夫提出来？你是否证明过你真的看到了什么？”

我默默地看着他们，看着灰白色的墙壁，敌意的墙壁。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就去酒店问问吧！当一回侦探！整个酒店里的人都听见我们吵架了。是的，我骂了他们。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哪个女人会不愤怒呢？路易斯把我当做是一个有污点的女人，一个女性求偶狂，一个失败了的女人。‘可怜的失败者！’这句话他说了三遍。他说：‘不如回老家去，回你的亚拉巴马巢穴里面去。让司各特安静一点吧！’于是，我拿起放在钢琴上的一碗潘趣酒[35]，使尽全身的力气向他脸上扔去。他及时避开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