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第2/20页）

海子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年天才，考上大学时只有15岁。据海子的同学刘广安介绍，因为海子年纪太小，上学时，整个北大法律系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班上的同学年龄都比他大一截，有一次，全班同学去香山郊游，照相时，一位同学搂着他开玩笑，“来，咱爷俩照一张”。

那个时候，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杂志正在校园中流传，海子开始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1983年春天，海子开始写诗，并与骆一禾、西川结识。后来，这三个诗人被人们称为“北大三剑客”。

1983年6月，海子油印了他最初的诗集《小站》，这本60多页的小册子收录了海子1983年4月至6月的18首诗作。那时候海子还没有没用笔名。在诗集的扉页上，“查海生”写道：“一条汉子立在一块土地上，苦难始终在周围盘旋。他弯下身去，劳作的姿势被印在太阳、文字、城徽和后代的面貌上。这就是一切。诗的体验就从这里开始。但愿他的折光也照着这个小站。”字里行间充满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期待。

而在《小站》的“后记”里，“查海生”引用惠特曼的诗，对可能存在的知音发出更强烈的呼唤：“陌生人哟，假使你偶然走过我身边并愿意和我说话，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我又为什么不和你说话呢？”并充满信心地向人们“保证”：“我期望着理解和交流。……对宽容我的我回报以宽容。对伸出手臂的我同样伸出手臂。因为对话是人性最美好的姿势。对帮助我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以更加的成熟的产品奉献给他。”后来的事实证明，海子没有辜负自己的承诺，只是，人们给他的回报太少了，他从开始写作，直到去世，收获到的更多的是打击与讽刺，没有获得多少“知音”的赞赏。

《小站》只印刷了20册，分送给了一些诗友，据我所知，至今保留着这本薄薄的油印诗集的人数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

1983年7月，海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工作，在当校刊编辑期间，海子与一个同事以及一批学生成立了“星尘”诗社，并油印了诗社成员的作品合集《草绿色的节日》。海子对学生和诗歌爱好者热情而真诚，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作家刘明清在随笔《诗歌与青春不再来》中曾经回忆起海子当年的一件往事：“那天是星期日，一大早，我们几个爱写诗的男女同学就挤上了开往门头沟的公共汽车。其中海子也混迹于我们这伙人里面。由于他有教师的身份，再加上他校园诗人的桂冠，所以很自然，他成了我们一行人马的领队。确实，他不仅指挥、张罗着，而且主动替大家买票。中午在潭柘寺解决午餐问题，又是他掏腰包买的面包、汽水。这一天我与他聊了许多，当然最多的还是诗歌。其时他告诉我正在读德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感觉非常好。我还发现，他是个羞怯的人，与女孩子正面讲话都似乎要脸红。这也难怪，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到二十岁，80年代毕竟还不像今天这么开放。我知道，海子那时虽没有交女朋友，但周围却是很有一批女性崇拜者的。那天与我们一起游玩的四个女同学都争着要和海子照相，让他的娃娃脸不知红了多少次。记得我们俩照相的时候，就有个女孩子悄悄隐蔽在我们后面，结果二人照变成了三人照。”

在校刊编辑部工作一年后，海子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任教。

现在时常有人指责海子不负责任，认为海子把父母留在贫穷的乡下，自己选择了自杀，愧对父母养育之恩。这个观点是否有道理，外人说不清，就像在生活与精神的选择之间，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从我接触到的材料看，海子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孝顺”：海子上班第一个月，得到了90元的工资，他就寄了60元回家；1988年，海子把母亲接到北京昌平生活了一段时间，临别前，海子给了母亲300元钱；同年，海子花了500元帮家里买了一台“星宇牌”14寸黑白电视机……而海子当时的生活也极其艰苦，不仅没有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也没有，用他的朋友常远的话说，“穷极了，临时到商店买个东西都没钱”。在北京读书时，海子还把当时所能接触到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作品集全部读了一遍，并且打算将来帮乡下的父亲开个租书铺，遗憾的是，这个理想没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