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第25/25页）

[21]见Kolko和Kolko, 1972, p.461。在1949年的一次会议上，索科里公司的一名代表“强调石油公司确信它们将不能再与英国进行贸易，除非国务院对英国保持坚定的立场，并达成相应的解决方案”（国务院会谈备忘录，第59记录组，第4232盒，文件号：841.6363/12—949，1949年12月9日，第2页）。

[22]斯达金对这些公司所表现出来犹豫不决的态度表示怀疑：“为什么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举棋不定，原因尚不清楚。在石油界不进行重新调整之前，伊朗的石油是不可能再进入世界市场的，而且看起来如果市场中已有的交易者能共同控制这个调整过程的话，那是与它们的利益相符的，而且，它们也愿意在几乎没有风险但却具有高额利润的石油投机中分享好处。”（Stocking 1979, p.157）石油公司举棋不定的行为，说明了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在任何讨价还价中，战略明确的行为者往往隐藏他们的真实意图，如果这样做会使他们获得某种利益的话。所以，在无法获得参与者的内部机密文件以表明他们在谈判前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很难确信哪一方会作出更多的让步。

[23]见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弗莱明（Arthur Flemming）的证词，US Senate, 1957，p.12。

[24]见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1957, pp.111—113；US Senate, 1957，p.595。艾森豪威尔于1956年11月30日宣布：“石油工业界的协调行动将确保最有效地利用油轮，并最大限度地保证石油生产的供应。”见总统的公开文件，1956，第902页。

[25]对中东紧急委员会与欧洲经合组织之间关系的讨论，见US Senate, 1957, pp.1884—1931，2451—2452，2538—2549，2583—2589。

[26]见Oil and Gas Journal，January 21，1957，p.74；February 4，1957，p.80；也见The Economist，January 12，1957，pp.11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