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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为我提供一点她家里人的情况吗？有没有保姆什么的？”

“有的。”

“她的年龄？”

“不太清楚，有三十八岁吧？”

“你不知道她有没有追求者吗？”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奶奶叫什么名字。”

萨维奇先生耐心地对我笑了笑：有一会儿，我想他正打算要离开写字台，再过来拍拍我，让我坐在那儿别起来。“看得出，本德里克斯先生，你没有搞调查的经验。保姆很有关系，她可以告诉我们女主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许多事情——如果她愿意的话。你如果知道，哪怕最简单的调查都会牵扯到那么多东西的话，一定会感到惊奇。”那天上午他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那小小的潦草字迹铺满了许多页纸。其间有一次他中断了别的问题问我：“如果事情紧急，迫不得已的话，你不反对我的人上你家来找你吧？”我对他说没关系，但马上就觉得好像是在把什么传染病放进自己的房间。“如果能避免的话，最好……”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理解。”我倒也真的相信他能理解。我满可以告诉他说：有他的人在，就好像家具上有了灰尘。他们的出现会像煤灰一样弄脏我的书籍。他听了这话后也不会感到意外或是恼怒的。我有在纸面洁净、上面有单行格线的大页书写纸上写东西的癖好：一个污渍、一块茶斑都会把一页纸弄得没法再用。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怪念头：为了防止万一会有令人不愉快的客人造访，我得把纸锁起来。我说：“他如果预先能通知我一下，那会好些……”

“那是自然，不过这并不总是能办到。你的地址，本德里克斯先生，还有电话号码？”

“电话不是私人专用的，我的女房东有个分机。”

“我手下所有的人都会把事情考虑得很周到。你想每周要一次结果报告呢，还是宁愿只要结案报告？”

“每周一次。案子或许永远也结不了，调查也可能一无所获。”

“难道你经常去看病，却没被检查出有任何病症？你知道，本德里克斯先生，一个男人觉得需要我们的服务，这个事实几乎总是意味着会有一些值得报告的情况存在。”

我想，同萨维奇先生打交道算是幸运的。有人推荐他，说他不像通常干这行的人那么让人讨厌，但我却觉得他那种自信的神气颇为可憎。仔细想一想，调查无辜的人，这并非什么可敬的行当——恋爱的人不几乎总是无辜的吗？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并没做什么不对的事情。“除了我，根本没别的人受伤”，这句老话随时随地挂在他们嘴边，而爱情自然会原谅一切——他们这么相信，而我自己在恋爱的日子里也曾这么相信。

说到收费时，萨维奇先生公道得让人意外：每天三几尼，外加日常用度——“当然，这要经过批准。”关于日常用度，他向我解释说：“你知道的，几杯咖啡而已，有时候我们的人得请人喝上一杯。”我稍稍开了个玩笑，说喝威士忌我可不批准，但萨维奇先生并没领会我的幽默。“我知道有那么一个案例，”他对我说，“办案人在适当的时候请人喝了杯双份的威士忌，结果省掉了一个月的调查工夫——那是我的委托人花钱买到过的最便宜的威士忌。”他解释说，有的委托人要求每天报账。我告诉他，每周给我报一次账就行。

整个事情办得很快：在我从他的事务所出来走到维戈大街上之前，他几乎已经让我相信：这种会晤是所有人或迟或早都要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