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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被你父亲伤害的那部分，她想你知道你的父亲伤害了你。”他温和地说道。他提醒我会在与来访者咨询的间隙过来看我，等结束后会继续我们的咨询。他把我安置在角落的一个椅子上，后面和一边是墙壁，另一边是一个橱柜。我含泪向他道谢，他很了解我，他真的关心我，他在帮我。

我平静了许久才能找到走廊另一边的洗手间，镜子中我的眼睛又红又肿，这在预料之内，但我注意到我看上去比我应有的年纪要大，我不应该穿着套装。我看着自己的鞋和脚，这看上去不像是我的脚。我用冷水泼自己的脸再看，但是并没有从镜中看到我想看到的那个我。我洗手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太大了，不像是我的手，我还戴着戒指，这些都让我很惊慌，我有点儿害怕，但是并没有多想。我迷迷糊糊地走出洗手间，这门怎么这么小？我为什么占了走廊这么多空间？这是谁的手？我正看着谁的眼睛和脸？我的想法不停地流动着，我觉得呼吸困难，我一阵迷糊，然后平静下来，变得麻木。

我问接待员是否可以用一下私人电话打给我的办公室，我已经无法思考了，我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我告诉他们，我今天不会回去了。我的同事一定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已经申请了美国残疾人福利，这样我可以白天离开去做咨询。尽管我的老板和同事知道我正因儿时被虐待所致的惊恐发作看心理医生，但我总是在他们面前保持冷静，他们很难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

我打电话给大卫，告诉他我还在萨默医生的办公室，我解释说我可以回忆起过去了，并且正在拼凑记忆。他问我是否还好，我一阵哽咽，泪水再一次盈满了我的双眼，尽管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但我必须告诉大卫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感到孤单。我回答道：“我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阶段，我很害怕那些记忆越来越靠近，我觉得我不像是我自己了，我很害怕。”泪水掉了下来，我别过脸去，大卫问是否需要来接我，“不了，谢谢。我正在等着与萨默医生的另一次咨询，我想之后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家。”

“其他方面，你还好吗？”这是大卫在问我是否想自杀，他很担心我那些自杀的想法，当他提到“自杀”时就会无法控制地感到害怕，并且还会哭泣，所以我们用“其他方面”作为一种密语，代替“自杀”。

“我没事，没有那种想法，那些记忆让我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想别的事了。”

他轻松地叹了口气，让他如此担心，我很难过，挂断电话之前，他说：“如果要我去接你，就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我保证如果我有那种感觉，一定不会上车，我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在这里等着。”我和大卫讨论了好多如果我觉得想要自杀时的对策，我保证不会这么做，我会打电话给他或者是萨默医生。如果他们两个都不在，我们列出了一个朋友的名单，我和大卫请求了这些朋友的帮助，告诉他们：如果我打电话说起我在哪，感觉如何时，他们只需要告诉我，他们在关注着我，并告诉我现在是哪一年，提醒我与大卫的约定，我不可以自杀。说明情况后，有几个朋友同意帮我，我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每一次，他们都会帮我从自杀的感觉中摆脱出来。

我回到壁橱边上等待着，萨默医生就像他说的那样，在工作间隙过来看我。每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安心一些，"3岁的奥尔加”虽然还在，但已经不在意识的中心了。我一直想着萨默医生的话：现在是1994年，我是安全的，萨默医生会在工作间隙来看我，几个小时后，我们继续咨询。我越来越相信他了。

3点左右时，萨默医生过来看我，我仍然觉得头晕麻木，但是比之前稍好一些了。走进萨默医生的办公室时，我觉得平静了许多，我瘫坐在椅子上，我觉得自己很小，这成人的椅子不太适合我，我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占据那么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