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阿Q时代的“死去”与“活来”(第3/4页)
文学作品——或者说,一切类型的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没有否定、拒斥和驱逐,就不会激发起对作品的新的阅读,旧的经典也会由于僵化的阅读而自行死亡。经典化与正统化之间有着一种历史的关联。鲁迅的作品,包括《狂人日记》、《阿Q正传》早已被现代文学史、中小学教材当成经典,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阿Q这个名词的。这个名词的普遍性,就像贾宝玉、林黛玉、李逵、武松、关云长、刘备、曹操等等一样,早已成为不可能被抹杀的大众知识的一部分,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古典作品中的人物已经彻底地类型化了,而阿Q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生活在我们内部。经典化常常与僵化同行,它意味着一个作品被供奉在经典的位置上,而失去了与时代和日常生活的对话能力。经典与经典化过程相互关联,但需要作出区分:经典是活的,但经典化过程却经常将对一个作品的阅读限制在固定的框架内。从中学的时候开始,老师们就会按照主题思想、人物特征、修辞方法等范畴分析鲁迅作品,考试的时候,答题稍微有所偏离,就可能被否决。我当然希望鲁迅的很多作品保留在中学课本、小学课本里面,成为我们日常阅读的对象;但作品被放在教材里面,也常常是人们拒斥这个作品的原因。复习考试,背中心思想,周而复始,对任何作品也难以提起兴趣。最伟大的作品,一旦被凝固在一个阅读框架下,它的生命力也就死掉了。一个作品的意义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它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发生对话的潜力。活的经典,意味着诠释的方向不断发生变异,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何止是“诗无达诂”,叙事性的作品也有这个特点。将那位网友的看法与钱杏邨的话两相对照,方向完全不同,他们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解释,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文学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经典化或去经典化,都是政治性的,都与权力支配有关,都是不同形式的定于一尊,没有例外。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也都是在扩大其影响和限制其影响之间的运动。我这里说的限制其影响并不仅仅指去经典化,事实上,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包含着限制与遮蔽。对某个作品的经典化是为了使其跟某一个政治方向、价值方向相一致;当它隐含的另一个方向脱颖而出、溢出“经典阅读”的轨道的时候,遮蔽、规训和驱逐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书法,唐代以后,王羲之的书法被塑造为真正的典范,而其他的书法风格却在无形中被压抑了。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刻重新阅读《阿Q正传》,与其说是为了重申这一作品的经典地位,毋宁说是一个解放的行动——从旧的阅读中解放出来,让这个作品重新成为活的经典。
我忍不住地将阿Q的命运与我们身处的世界加以对比。在中国的南方,富士康的13位工人一个接一个地跳楼自杀。据说,在他们之外,还有自杀未遂而受伤的女工。他们在跳楼的瞬间究竟在想什么?按照常理,他们是有其他选择的可能的:相对于失业者,他们有一份工作;相对于其他血汗工厂,他们是台资大企业;如果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他们或许可以回乡;他们也可以辞职,另谋出路;他们还可以像本田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罢工,以争得更好的待遇……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么做?自杀不但是对富士康的工作环境的抗议,而且也是对于上述各种选择的否定。我想到了鲁迅描述过的“无聊”,一种深刻的对于意义的否定。不像可怜的阿Q,死在审判与枪决之中,他们自我了断,却像阿Q的死一样,震撼了我们的心。在那13个瞬间,身体与灵魂分离过吗?他们如此沉静地走向死亡,或许竟不会有那种咬啮灵魂的痛楚,因为痛楚一直就那样存在着。这是一种自觉的死亡,还是大众媒体上所说的精神病症?我们得不到回答,唯有媒体上一片哗然,以及这哗然背后依旧的空洞与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