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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阿Q时代的“死去”与“活来”(第2/4页)

无论鲁迅著作的量增加到任何的地步,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无论《阿Q正传》中的造句是如何的俏皮刻毒,在事实上看来,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

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果真细细的分析,它的速度和政治的变化是一样的急激。我们目击政治思想一次一次从崭新变为陈旧,我们看见许多的政治中心人物抓不住时代,一个一个地被时代的怒涛卷没;最近两年来政治上的屡次分化,和不革命阶级的背叛革命,在在都可以证明这个特征。文坛上的现象也是如此。在几个老作家看来,中国文坛似乎仍然是他们的“幽默”的势力,“趣味”的势力,“个人主义思潮”的势力,实际上,中心的力量早已暗暗的转移了方向,走上了革命文学的路了。[4]

在钱杏邨看来,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的政治、革命的文学的时代,而鲁迅带着幽默的、个人主义的态度描写世界,笔下尽是黑暗的、反讽的、国民性的内容,无法把握内在的、真实的社会变动,这个方式过时了。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委婉地反驳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恐怕我所看见的病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5]

与1920年代晚期的激进左翼的态度不同,从中学课本中驱除鲁迅作品的动力则代表着另一趋势。我说趋势,是大而化之的提法,因为对于鲁迅的作品在中学课本里收入不收入、收入多少,并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鲁迅作品的泛政治化问题,许多人对于鲁迅和他的写作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这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去鲁迅”过程不能说是同一个问题:1990年代是鲁迅描述的现象大规模复活的时代,对于鲁迅的排斥也因此达到了顶峰。鲁迅描述的那些现象、形象,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在我们中间,变成我们自己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我们对他的拒斥,不是因为过时,而是因为我们惧怕他,感觉到他的力量。

如果对鲁迅作品的驱逐包含着对鲁迅作品的潜在力量的畏惧的话,那么,这一拒斥比钱杏邨的断言也许深刻一些,因为这里的所谓畏惧产生于新时代的一种生存本能。在《阿Q正传》中,“生存本能”是一种积极的能量,这一点我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鲁迅早年接受进化论,对于进步有一种矢志不移的坚韧,但也正由于这种对于进步的信念,他看到的多是变迁时代的不变性。他在民国的时代,在颠覆了皇权的共和国里,经常恍如活在宋末、明季——这是晚清民族主义革命者眼中的最严峻、最黑暗的时代。他慨叹说,时间、进步总是跟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关系的,唯独跟中国没有关系。这个说法与其说是对进化论历史观的臣服,毋宁表达的是他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忠诚——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评不是对于这一革命的否定,他的批判起源于无法改变的忠诚。在今天,召唤鲁迅的亡魂,在我看来,也是对于那个事件的忠诚,就如同对鲁迅的驱逐其实根源于对于作为一个事件的革命的告别、拒斥和背叛一样。这是20世纪的开端,是失败了的、但同时又创造了新时代的事件——20世纪的全部历史都可以视为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鲁迅的一次次“死去”和一次次“活来”全部根源于我们与作为事件的革命的关系——通过召唤与拒绝,我们各自表达着对于这一事件的忠诚与背叛。《阿Q正传》是一部关于革命的书——当我们说它是中国国民性的寓言之时,不要忘记它也是对于突破“精神胜利法”的探索,而阿Q的“革命”、他终于要革命的动力,以及中国革命与阿Q这样的农民之间的关系,不也是中国革命的寓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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