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身后之事（第3/14页）

安内瑟向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一封电邮。他运用娴熟的外交辞令，提出了对文章中那几行的疑问。他并不想轻视苏珊·科金在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只是觉得这篇文章实在是太过夸张。“我是这样想的，”安内瑟写道，“苏珊撰写的是莫莱森的个人与科学传记，在大脑观测所，我们则是撰写解剖学的部分。2010年，我们会选一天来交换意见，去推翻记忆研究者的观点！”安内瑟不想有那种在科金背后做什么手脚的感觉，因此他点下发送键之前，还抄送给了科金一份。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在线版本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一行文字重新变成了这样：“那次解剖标志着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的最高峰，而他的一生是由一位叫做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记忆研究者所记录的，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里，科金一直同他一起工作。”

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你可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两个版本，才能注意到，说科金“精心策划”了这次解剖的那个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安内瑟对这个改动很满意，不过后来回想起来，他认为那个微小的调整就是两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之后争夺监护权大战的其中一个导火索，他们争夺着一个著名的人类大脑。跟所有的监护权争夺事件一样，这一起也有着胜败双方之分，而其中的败方就是安内瑟的职业生涯，或者最起码说，他自己所认为的职业生涯。

如何来描述一段关系的消亡呢？

就苏珊·科金与雅各布·安内瑟来说，这很可能始于一个微小而无声的抱怨，这个抱怨慢慢地溃烂、扩散，最终成了更加糟糕的事情。

安内瑟在切片以后仍然和科金保持着联络，他会寄送给科金最新款的卡拉·苏（Cara Sue）包包，然后接收到她用黑莓手机回复的表情符号。至少表面上看，事情似乎跟从前没什么差别。到切片五个月之后的2010年4月，科金让安内瑟将亨利切片后的大脑拍成照片全部发给她。这些照片都是在切片过程中所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当时，切片机上安装了一个相机，相机记录下了每一片大脑切下来的过程。科金解释说，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马蒂诺成像中心（亨利曾在那里接受过核磁共振扫描），名叫简·奥古斯蒂娜（Jean Augustinack）的年轻博士后想要这些影像，因为她想要写一篇文章来分析亨利病变的解剖学意义。

安内瑟并不确定该怎么做。这个切片表面图像的数据库是他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第一个产物，这代表着他数千个小时的辛勤劳动，更别说近75万美元的巨额投资。他的计划一直是将这个切片表面图像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能使用，不过他打算先基于这些图像写一篇自己的论文。同新闻界一样，在科学界，最新资讯被挖走一样会使人极度恐慌。让安内瑟在发表论文的绝佳机会面前，拱手让出他自己的数据，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往来了几封邮件以后，安内瑟打电话给科金讨论这件事，试图重新规划一下接下来如何做。但是，他接收到的，却是科金态度极其恶劣的回应，科金表示，安内瑟在圣地亚哥所产出的一切数据都应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而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因此，安内瑟必须将这些切片表面影像及时交出来，包括所有的神经病理学检验材料。而他却对科金的要求产生了迟疑，因为这种要求很可能会终结掉他的事业。科金也让安内瑟意识到，在科金看来，安内瑟并没有“神经解剖学的能力”。他自己没有能力对亨利的病变进行有效的分析，科金还提到，在一些关于安内瑟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新闻报道中，他对科金的角色进行了刻意地淡化。